御門聽政結束之後,大臣們差不多都離開了奉天門。
翰林院當值的幾個官吏、暫且沒有走。
除此之外,那天朱高煦召見過的三位重臣也沒有離開御門,他們似乎還有甚麼事。
朱高煦看在眼里,仍起身離座。他走出北邊的一道門,才轉頭對身邊的太監王貴道:“去叫齊泰等三人,到東角門見面。”
王貴應答一聲,便轉身走回御門去了。
皇帝上朝之後,如果要找個地方與心腹大臣密議,還真的只有奉天門兩側的角門比較近。
當年建文帝召黃子澄等密議削藩,據說就在東角門,原因估計也是因為離御門近。
不過奉天門這邊有東、西兩道門,朱高煦總是選擇東角門,便是因為有建文的先例了。
導致皇位換人的“靖難之役”,似乎讓朱高煦隱約有種警醒感受,提醒著他、辦事情仍要充分考慮後果。
他站在樓閣上,望著大片宮室重檐頂等待。
接著那三個人便上樓來了。
君臣見禮罷,胡濙率先說話:“永樂初官軍征安南國,大戰之後有一些安南士人到皇城請願,請太宗皇帝將安南國納入大明。據臣所知,這件事背後是新城侯張輔在辦。當時朝中很多文臣勸阻太宗皇帝,但因張輔等人造了聲勢,後來朝廷仍決定增設交趾布政使司。”
朱高煦耐心地聽著。
胡濙停頓了一會兒,沉聲道:“當此之時,若是讓錢習禮的家眷、帶上錢習禮的衣冠,到千步廊上哭一場;再慫恿國子監和行人司的官吏士人請願……那征討日本國的聲勢,便與此前大不相同了。錢習禮會試之前,曾在國子監讀書,有很多熟人的。”
朱高煦微微有點詫異,立刻看向胡濙。胡濙也閉了嘴,一臉嚴肅地將腰往下一彎。
這件原本正大光明的事,忽然在這閣樓里面籠罩上了一層陰謀的意味。
不過經胡濙這個文官老油條的提醒,朱高煦也認為輿情似乎是可以改變的。
胡濙沒有聽到朱高煦的回應,便知趣地不再繼續說下去了。
這時高賢寧的聲音道:“聖上明鑒,朝中不乏想要逢迎聖上的官員,可他們又怕被同僚鄙夷。待錢習禮家鬧事之後,征討日本國再行第二次廷議;那時齊部堂、胡部堂、臣等提議征討日本國,守御司左使侯海、右使錢巽、兵部侍郎裴友貞等也會主張用兵,這回必有許多官員附議。”
朱高煦聽到這里,心頭漸漸有點激動起來,他發現自己的新政、似乎有了一些文官的認同支持。
畢竟按照傳統的觀念,開疆辟土的動機、應該是占有和“王化”能夠耕種的土地。
開辟日本國之地,顯然不太符合這種理念;因為相比貧瘠多山、路途遙遠的日本國,朝廷擴張耕地,最好的方向是遼東。
所以齊泰胡濙等人支持對日開戰,便說明、他們很可能也願意支持朱高煦的新政。
朱高煦踱了兩步,很快便不動聲色地回應道:“朕下午問問守衛洪武門的是哪個人,得給守門武將的上峰打個招呼才行。”
三人一起拜道:“聖上英明。”
朱高煦心情漸好,便多說了幾句話:“等朝廷得到更多的白銀,朕要下旨全國實行白銀管制,以律法的形式規定私人不准收藏銀錠,銀首飾的重量也要有限制,嚴重違法者沒收財產流放遼東。從日本國、大明各布政使司開采的銀礦,應全部用於鑄幣。不知到時候,那夏元吉對此有沒有異議。”
高賢寧立刻說道:“夏部堂不會反對鑄幣,因為沒有比寶鈔和鐵錢更糟糕的錢幣了。”
朱高煦:“……”
朱高煦想了想覺得挺有道理,以大明朝寶鈔的貶值速度、信用喪失,以及各種貨幣問題,全國早就應該經濟崩潰才對。
然而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以及實物稅收的制度,讓大明的經濟有種百毒不侵的特點,只要沒有大面積的災害、朝廷便能運轉良好。
各種嚴重的經濟問題都扛不過來了,只是鑄幣國策,戶部應該覺得沒甚麼要緊。
這時齊泰說道:“此次遠征日本國,朝廷應汲取元軍的教訓。當年元軍登岸後,主力大戰談不上戰敗。元軍的問題是進展太慢、無法以戰養戰,又沒有事先准備完備的糧道,以至於糧秣不足難以久持;之後元軍只得退兵海上,又遇到了大風,方致慘敗。”
朱高煦道:“齊部堂言之有理。”
齊泰又道:“興師動眾、勞師遠征,談奇襲已不可能。臣主張,出兵前先准備好糧秣,可下旨朝鮮國,在釜山設立倉庫,限期准備好軍糧。官軍亦應先往釜山海運更多的火藥、炮彈等軍需。
大軍登岸之前,先派兵占領一岐島;接著在對馬島、一岐島二地興建倉庫,以便在前线官軍缺糧之時、從最近的地方調運糧草。登岸攻打的地方,‘築前國’博多港附近仍是首選之地,此地離朝鮮國釜山鎮的海路最近,可保大軍糧道無虞。”
齊泰稍作停頓,接著說道:“不管戰場在何處,兩國終將一戰;官軍仍需先擊敗日軍主力,才能占據石見國。我朝出兵攻打,則可選擇有利戰場。臣認為築前國是最好的地方。”
朱高煦很快便贊同:“照目前的形勢,確實要動武才能解決問題。主力會戰是效率最高的戰爭方式,時間也最短。咱們先准備戰事,也好讓日本國室町殿確認戰爭消息,有時間調集人馬。然後咱們將其聚而殲之。”
他想了想,又沉吟道:“周全萬良等在對馬島使用了大量火器,日軍能不能因此了解到、大明官軍的裝備和戰術狀況?”
齊泰道:“室町殿是否重視這些具體情狀,臣等也不好猜度,不過日本國必定有人知情了。彼時官軍的戰船不多,無法將對馬島圍困,只聚集兵力清剿了前港的倭寇船只、以及宗氏守軍。一些日本船從後港、或是西邊的淺茅彎逃往本土,也是難以避免的事。”
朱高煦若有所思道:“兵部仍需召集更多文武進行商議,制定各種應對戰術,以供前线主將參詳。”
齊泰抱拳道:“聖上不必太過憂心。大軍聚集之後,如何列陣、如何攻防,戰策皆受諸多舊習影響,無論哪國想要一年半載之內改變、不太可能;臨時改變,反而會造成大軍各部軍令不通、人馬混亂。臣斷定,日軍不會有新招數。”
“齊部堂說得有道理,不過多加准備,總比用將士性命去試錯、代價要小。”朱高煦道,“此役只可勝,不可敗!”
三個大臣立刻躬身道:“臣等定盡力謀劃,不負聖上重托。”
君臣數人密議了一陣,幾個大臣便告辭離開了。朱高煦沒有立刻下樓,繼續留到了最後,他獨自站在窗前思索了許久。
形勢漸漸開闊起來,諸事也將很快進入無法回頭的軌道。朱高煦卻發現自己一點糾結也沒有,完全是明智的決策,只覺一切十分通暢。
不管日本國做沒做錯,朱高煦認為這場戰爭都無法避免,他總會找到名義用兵;除非室町殿直接投降,稱臣納貢、接受駐軍,並割讓石見國銀礦。
如果以仁義道德來判斷,這場戰爭似乎是不義之戰。然而朱高煦站在另一種角度上思量時,又是另一番感受。
日本國在某些關鍵時期,只要稍有優勢,便會想方設法對宗主國進行壓制和破壞,沒人理會是否不義;因為日本國周邊是一個大國,強盛的大國在側、顯然對他們有威脅。
打擊削弱宗主國的國策,才符合他們的本國利益。
相反大明朝君臣也理應認識到的,周邊有一個完全不受控制的獨立文明、本身就是一種隱患。以長遠計,必須要對其進行控制、以防不測。
歷朝歷代的帝王、通常不認為孤懸海外的國家有危險。
那是因為上一次技術的革命(農業),已經過去了幾千年,人們已經完全忘記了、世上發生了甚麼巨大的變化。
也沒有人能認識到,在技術革命時期、可以憑借先發優勢以小搏大的殘酷現實。
朱高煦當然很容易就能“回憶”起來,下一次技術革命,正面向著大海方向。
航海適應那時的技術階段,海權國家反而據有優勢,而非耕地多寡。
所以正值王朝上升期,大明有著絕對優勢之時,便一定不能心慈手軟、自我麻痹。
文明盛衰,如春秋季節輪回,總有衰弱的時期;強盛時若不積極進取,世人必然要受到物競天擇的天道懲罰。
朱高煦在閣樓上,一邊思考、一邊往北面觀看著。
在一片琉璃瓦的宮殿後面,後宮里住的是一群軟弱而美麗的婦人。
但他站的地方,宏偉的三大殿、仿佛正宣告著天地間的強權。
對於從這里策源的大事,朱高煦此時沒有半點後悔、半點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