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就在我就要打定主意要為機械廠奮斗一生的時候，機械廠的一生卻已經結束了。

　　當我背著行李來到工廠大門口的時候，看到黑壓壓的一片人群從門口一直堵到了辦公樓。

　　我心里還想呢，真是個大廠子啊，上班簽到的工人就得有幾千吧。

　　不過我馬上就感覺到氣氛不對了，大家臉上的表情不是氣憤的，就是郁悶的，再不就是垂頭喪氣的，我估計是出了什麼事。

　　我碰了碰旁邊一位老哥問：大哥，這是咋地了？

　　那位老哥用戒備的眼神看著我反問到：“看你不熟啊，哪個車間的？”

　　我說我哪個車間的也不是。

　　他看了看我背著的行李，反感地說：“我看你像個便衣！還背個行李打掩護呢，也不照照鏡子瞅瞅你像民工嘛！”

　　“我像便衣？！”老哥的話把我說樂了，“機械廠都用便衣查出勤了？”我調侃到。

　　他白了我一眼大概又感覺我不像便衣了，就說：“和你沒關系你少打聽，該干啥干啥去，沒看這都煩著呢嘛！”

　　我說：“不對啊，怎麼和我沒關系啊？我也是這個廠子的人啊！”

　　他白了我一眼說：“你瞎白話什麼啊？套近乎有用啊？！我在這個廠子干二十多年了怎麼沒看到過你？”

　　我說：“我是剛分來地呀，剛要進廠子報到，沒看我這還背著行李就准備以廠為家了嘛。”

　　我這麼一說他倒愣了一下，然後嘴角慢慢地向上翹起來，看我那眼神就像在動物園里看猴子的表情。

　　接著就前前後後地幫我發布消息：“我說大伙看啊，這小子是剛被分配到咱廠子報到的！”

　　那架勢好像我報到這件事跟王義夫得了中國奧運第一金似地還得奔走相告一下。

　　大伙聽他這麼一說全把注意力轉移到我身上了，有一個大嫂同情地說：“這孩子的命比咱們還慘哪。”

　　大伙那眼神也都跟寒冬臘月在北風煙兒雪里發現個快要凍死的孩子似的。

　　把我弄的心里直發毛，我趕緊問：“哥們兒們，這是怎麼地了？”

　　旁邊的一個看起來像是個車間主任的拍拍我的肩膀憤恨地說：“小兄弟，告訴你你也別難過，你也用不著報到了，咱們這個廠子，破產了！昨天正式宣布的。說什麼要搞國有企業改革，要兼並破產，要放下包袱輕裝前進，還拿我們當試點兒。我就不明白了，我們這些人為了這個廠子奮斗了一輩子，怎麼就成了包袱了呢！這太不公平了！瀋陽恁麼多國有企業，憑什麼拿我們當試驗品哪？！要我們下崗，門兒都沒有！”

　　他這麼一說一下子搞得群情激憤，大家七嘴八舌的罵起街來。

　　不過大家說的什麼我已經聽不到了，我的頭暈暈的。

　　我比他們還不明白呢，你們好歹已經奮斗了十幾年了，我這還沒等上崗呢，就已經下崗了。

　　看著前面擠擠叉叉的幾千號人，我放棄了衝進去問個究竟的努力，我想好在我還沒報到，還是回到人事局讓他們回回勺，重新分配我吧。

　　於是我背著行李卷，頂著已經很大的太陽奔著人事局去了。

　　人事局可是個大衙門口，有武警把門。

　　一有小車進出都“卡卡”的打立正，老有禮貌了。

　　可是等我低著頭想往里走的時候卻突然聽到一聲斷喝：“站住！”

　　這一聲象錘子一樣砸過來，把我釘子似的釘在原地，一厘米都沒敢多走。

　　我感覺自己象日本鬼子正被八路的刺刀頂在後腰上，要不是胳膊上挎著行李我肯定得把雙手高高舉起。

　　武警同志繼續喝到：“過這邊來，別在那擋道兒！”

　　我趕緊小跑過去，無限敬仰地仰視著值勤台上的“最可愛的人”。

　　估計武警同志早已經習慣這種眼神兒了，他面無表情的訓斥著我：“往里瞎闖什麼啊？這是隨便進的地方嗎？！”

　　我謙卑地說：“我看別人也都往里進，你也沒管啊，所以我也就進來了。”

　　“那都是領導！你是誰呀！”

　　武警繼續訓斥到。

　　我心里想我再怎麼也算是人民群眾啊，可我哪敢爭辯，換了個哀求的語氣說：“這位大哥，你看我真有急事，我的廠子黃了，我得找人事局的給我換個單位！”

　　武警同志一聽更來勁兒了：“你知道瀋陽現在得有多少下崗工人不？！誰下崗了都來找人事局，我們攔得過來嘛！”

　　我一聽可算明白了，原來看門武警的功能一方面是向各級領導展示精神文明建設的成果，另一方面就是向人民群眾展示人民民主專政的強大威力的啊。

　　我感覺到我沒表達明白，趕緊解釋：“不是，武警大哥，我是剛畢業的大學生，人事局分配我去的工廠還沒等我報到就已經宣布破產了，所以我才回來要求重新分配的。”

　　武警同志聽說我是大學生，氣稍微消了點兒，嘟嚷了一句：“那你不早說！”然後指了指旁邊的值班室對說我：“去那里打電話聯系吧。”

　　我拖著行李來到值班室，發現前面還有四五個人在等著打電話。

　　門衛是個神態倨傲的老頭，臉上那股不耐煩的表情比我們村長還牛×呢。

　　前面的幾個人倒是很快，都是三五句話的事。

　　有的是調轉工作的，有的是其他單位過來辦事的，有的不知道干什麼就只說某某人讓來的，就都順利地進去了。

　　輪到我的時候門衛老頭兒頭也不抬的問：“找哪個部門？”

　　我說找管畢業生分配的，他就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

　　接電話的聽聲音是個四十多歲的女同志，我簡單講述了我的情況，想進去和她面談。

　　她平澹的說：“你不用進來了，你的情況我知道，雖然你沒有報到，但你的人事檔案已經轉到那個廠了，按照政策你已經是那個廠子的正式職工了。”

　　我一聽就急了：“這哪能行啊！你們怎麼能把我分到一個已經破產的廠子去啊！”

　　我急人家比我還急呢，電話里的聲音明顯提高了八度，口氣也帶著訓斥：“這能怪我們嘛！企改辦搞的那些東西事先也沒和我們溝通啊！有意見你找企改辦提吧！”

　　還沒等我說話呢，電話已經啪的一聲掛了。

　　我氣得按下電話又要重撥，沒想到一把被門衛老頭給摁住了。

　　我抬頭看著門衛老頭兒，只見他一臉不屑的表情對著門外呶著他那早已干癟的嘴唇，嘴里還說著：“走走走，趕緊走！”

　　我的臉已經氣憤的有些變形了，估計要不是因為他是個老頭兒，我早一個電炮打得他鼻眼兒竄血了。

　　老頭兒也看出了我的憤怒，後退了一步假模假式的叫起來：“怎麼地！你還想在國家機關鬧事啊！我們這武警可有的是！”

　　他一提到武警同志，我馬上氣餒了，我關某一介書生，三尺微命，受國家教育二十來年，還沒等報效祖國呢，就被人民民主專政了，那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唉，算了吧，有道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

　　我只好忍氣吞聲的拎起行李出了警衛室。

　　出了大門，我好像失去了方向，不知道應該去哪了。

　　我的方向感一向很差，在大城市里轉過幾條街，或者在商場里走了幾圈出來就會分不清東南西北。

　　以前同學都戲稱我為“路痴。”

　　我還查過這方面的資料，說是因為小腦發育的不好，或者是大腦的某一部分發育的太過充分而壓抑了另一部分腦功能的發展。

　　總之每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我總是習慣於先買一份地圖放在身上，以備不時之需。

　　可是今天，我不但找不到腳步的方向，連精神的方向也失去了。

　　我去哪？！

　　我干什麼去？！

　　我無法回答自己的問題。

　　茫然之中我在街邊柳樹的蔭涼里放下行李，一屁股坐在上面。

　　這一上午彷佛經歷了半生的苦澀，也該歇歇了。

　　樹蔭下面片刻的清涼多少驅走了一點煩燥，我開始梳理目前的處境。

　　記得少年時候要到鎮上和縣里上初中和高中，老爸雖然不放心，也只能由我一個人去闖，但沒事兒他就在我耳邊念叨：遇到為難遭災的事一定要冷靜。

　　以前對我來說所謂的“為難遭災的事”不過是沒錢花了、考試沒考好了，再嚴重點也不過是被逼無奈的時候揮揮拳頭打幾次架而已。

　　可現在我卻有勁沒處使，有脾氣沒處發，因為我面對的不是幾個地痞流氓，而是深宅大院的國家機關。

　　看來我真要冷靜的想一想了。

　　思來想去，想起了人事局那女人說的那句：“有意見你找企改辦提吧”，對啊！

　　這事不能就這麼完了，我得去找企改辦！

　　這可是我的最後一根稻草了，也許他們會考慮我的情況吧。

　　想到這里我又來了精神，心里暗暗告訴自己還沒到山窮水盡的時候。

　　於是爬起來背上行李走到最近的路口，向一位幫助警察指揮交通的老者打聽企改辦的辦公地點。

　　老人家很熱心，不過企改辦好像是新成立的部門，他也不太清楚，他說估計應該在計改委里面辦公。

　　我一聽有道理，就問清楚了計改委的地址匆匆地走去了。

　　好在幾大局的辦公地點都離的很近，沒幾分鍾就到了。

　　一看計改委和人事局一樣也有武警把門。

　　不過這次我有了經驗，先擠出笑臉，然後到警衛身邊，先表明身份，再說明來意。

　　這個武警還算客氣，給我打電話聯系了一下，然後就讓我上四樓企改辦找劉主任。

　　在計改委大樓的走廊里，我遇到幾個人拿著文件來回走過，一個個都衣冠楚楚的，看我的時候那個眼神兒和大多數城市人看農村人的眼神兒差不多。

　　好在我已經習慣這些東西了。

　　以前我也曾為此自卑或者憤悶過，後來當我在北京溷了幾年，做過很多工作，接觸了很多城市人之後，我發現其實城市人和農村人並沒有本質的區別。

　　城市人只是看起來光鮮一些，但實際上活得比農村人累多了。

　　農村人除了農忙的時候累一點，其他的時候串串門兒、打打紙牌、玩玩麻將，日子過的蠻輕松的。

　　人和人之間也很少勾心斗角，有點矛盾吵一架也就過去了。

　　可是城里人可不一樣，他們每天好像都承受著很大的壓力，街道上的人行色匆匆，單位里的人不苟言笑，住了十年的鄰居都可能不認識，快樂的人比農村少多了。

　　在農村，到什麼季節吃什麼水果蔬菜，那可都是自家園子里產的純綠色食品，又新鮮又健康。

　　城里人吃的可就差多了，雖然什麼時候都能吃到不同季節的蔬菜，但那都是大棚里養出來的東西，噴完農藥噴催熟激素，看著挺好看，但是一點菜香也沒有。

　　常吃這些東西，不是得病就是影響生育。

　　看到了這些，我就像阿Q看到了趙家少爺沒有了辮子一樣的幸災樂禍，自卑和憤怒也減輕了許多，穿梭在城市之間的時候更加自由和隨意，不再特別在意別人的眼光了。

　　劉主任是個白白胖胖的中年男人，臉上總掛著三分笑意。

　　見我進來連忙幫我放下行李，讓我坐下後還給我倒了一杯水，我心想：人民政府就應該是這樣嘛，看來我是遇到好人啦。

　　沒等我說話，劉主任先開了腔：“小伙子，這大熱天的，你背個行李一定累壞了吧。”

　　我說還行還行。

　　他又說：“我知道，在農村考出來不容易，特別是你考的大學還是重點，說明你的素質很不錯啊！”

　　我趕緊歉虛：“哪里哪里，空負其名罷了。”

　　他夸獎到：“小伙子還很謙虛嘛。”

　　我哪有功夫和他寒暄哪，趕緊說：“那我就不謙虛了，你看我現在的情況應該怎麼辦吧。”

　　劉主任臉上的笑意更濃了，說道：“你是國家教育出來的大學生，國家現在的形勢你應該了解啊，難呐！特別是我們瀋陽這個地方，老國有企業特別多，又集中在機械制造行業，產品老化落後，根本沒什麼效益，這幾年的虧損越來越嚴重，越沒錢越沒法搞技術改造和新產品開發，越沒新產品新技術就越落後，形成了惡性循環，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生存還是死亡，這是個嚴重的問題啊！”

　　一篇宏論說完，他喝了口水。我心里想這些話好像在哪本書上看過。

　　“所以啊，改革，勢在必行！”

　　劉主任擲地有聲的繼續說，“但改革也是有成本地，也是要付出代價地，也是要做出犧牲地。如果不甩開包袱，大家就得一起死掉；如果一部分人做出犧牲，另一部分人就會獲得發展的機會。這部分人發展起來了，可以再回來反哺做出犧牲的人嘛！”

　　劉主任說到激動處，胖胖的小手有力的揮舞著，好像已經把包袱甩到窗戶外面去了，窗外的喧嘩聲彷佛是“一部分人”犧牲時的慘叫。

　　這時候劉主任站起來給我的杯里續了點茶水，並且坐到我身邊來。

　　“年輕人啊，實話跟你講吧”（我靠，原來才跟我講實話！）

　　“按照政策，畢業分配的大學生也屬於這次下崗職工的范圍。但是你不要有什麼想法。你看看那些工人，他們很多除了原來崗位上會的那點技術之外什麼也不會，他們下崗以後以什麼為生？！和他們比起來你面前的路很寬哪！生活對你來說才剛剛開始，你們就像是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這世界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但總有一天是你們的啊！”

　　這話可是越聽越耳熟了，不過這句話對我還有這麼深刻的意義我倒是剛剛意識到。

　　我真是佩服我們國家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啊，那道理擺的真是沒的說，談話那套路子也特別高，一進來就感動你，然後再給你戴上“高帽兒”，再補上一大堆國家命運的道理，再分析你具備的有利條件，再幫你展望一下你的美好前程。

　　我靠，這一套下來，就是換了誰也說出二話來啊！把你賣了你都得幫著數錢，還得覺得賣的錢太少過意不去。

　　我是徹底無語了，和那些茫然的聚集在機械廠門口的老大哥比起來，我真的沒什麼可抱怨的。

　　我嘆了口氣說：“算了劉主任，你說的意思我明白了。你就告訴我怎麼辦吧。”

　　劉主任一聽這話更有精神了，馬上有高帽奉送：“你看看你看看，還是咱們大學生有水平、有境界、有覺悟，思想轉的就是快。那些老工人哪，跟他們說一百遍還是想不通。”

　　我心里想：哼，要是讓你明天就下崗，讓你的老婆孩子都吃不上飯，保准兒你比他們還想不通呢！

　　話都嘮到這個份兒上，再說下去也沒有意義了，我不可能改變政府的紅頭文件，還是順其自然吧。

　　於是我起身告辭。

　　劉主任好像早等著這一刻呢，連忙一邊幫我拿行李，一邊囑咐我這兩天到廠子辦一下下崗手續，拿到我的人事檔案才行，又祝我早點找到稱心如意的工作等等。

　　辭別了劉主任，我再次來到陌生的大街上，我毫無目的的沿街走去，心里不由浮出一句高中時看過的現代詩：去TMD吧，這捉弄人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