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比的心思一走神，下面的朱教授的幾句話頓時被漏掉了。

　　這時，莎比看到朱教授又走到黑板上的兩個掛圖前，只見朱教授滔滔不絕地講道：“我們總是按照既定的情欲地理學原則去觀察上海——這個中國情欲地圖上的女臀，也就是把外灘作為上海的主要性感帶或外陰部來加以評論”。

　　朱教授比劃著上海地圖與女性外陰圖的相同處，一邊解釋道：上海的外灘，最典型不過地象征著女性的外生殖器。

　　當然，同學們不要感到害羞，我們完全應該理性地看待女性的生殖器，不要把它看得過於神秘化。

　　其實，我們對上海外灘的近似怪僻式的迷戀，從某種程度上講，就是對女性外陰的衷愛。

　　即使在革命的紅色年代，外灘的外陰性質，仍然是對紅色革命的一種補充。

　　眾所周知，“即使在文革時代，這里的堤牆仍然是情人們冒險約會的主要地點。”

　　可見，情人們葡伏在外灘這個外陰上尋求快感，成為滅欲時代對性欲喪失的反彈與民間抗議。

　　教室里沒有想像中的那種激烈的吵鬧，無疑是朱教授別出心裁的演講，勾引住了聽眾的心思。

　　這種體驗可以說是觀看A片時的共有的反映，如果在一個大型電影院里看A片，觀眾是會保持高度集中的靜謐狀態的。

　　即使在大學校園中的宿舍里觀看A片時，整個宿舍里也會呈現出這里的黎明靜悄悄般的安寧。

　　這種體驗大家可以通過抽取自己的並不遙遠的記憶得到證實，並非肖日霍夫在這里打逛語。

　　朱教授繼續講道：除了外灘這個最主要的性感地帶外，“上海的另外兩個傳統性感帶是淮海路與衡山路。十年以來，在外灘四周發生了巨大變化，其中最重要的變化包括：出現了兩條陽具，一個是帶有一個巨大睾丸的東方明珠電視塔和造型上更加單純的金茂大廈，以及一大堆類似陰毛的建築群落，而上海民眾及其外地游客們曾經競相爬上陽具的頂部，以便能眺望所有那些著名性感帶的偉大風貌。 ”

　　下面的學員們再也控制不住激動的心情，按捺不住地討論著朱教授的偉大的發現，特別是朱教授振聾發聵把東方明珠塔比喻成一個挺立起的陽具，其實就是男人的陰莖，這是一個多麼偉大的了不得的想像力啊。

　　更妙的是，東方明珠塔下面的那個大球，非常形象地被比喻成“巨大睾丸”，再次使中國人的想象力登上了一個新的高度與層次。

　　只是朱教授似乎有一點算術基本功匱乏，只數出來了一個“巨大睾丸”，其實，稍微注意一下，東方明珠塔里，不僅僅有一個最大的“巨大睾丸”吧，上面還綴著幾個小型的“睾丸”，按照朱教授的理解，難道一個陽具上，可以綴著幾個“睾丸”嗎？

　　難道上海的性欲，一個“睾丸”無法提供充足的荷爾蒙與力比多，必須用一連串的睾丸為上海注入強勁的雄性激素嗎？

　　“上海民眾及其外地游客們”登陸東方明珠塔大球，按照朱教授的講授，實際上就是鑽進了睾丸里，這不是說，“上海民眾及其外地游客們”奮不顧身地消費一百元人民幣，就是妄圖成為一粒噴薄而出的精子嗎？

　　莫非登攀的人們，就是通過成為精子，而重新回味最原始的本質的快樂嗎？

　　由此可見，是凡爬上東方明珠陽具上的人，其實與口交的女優一樣，有著對男性器官的變態的熱愛，也就是說，上了東方明珠的游客，其實就是表演口交的女優。

　　——不好意思，這一段想法，是莎比的思想開了小差之後胡思亂想的產物，其用意，也是一名AV女優為自己的職業進行阿Q式的自我安慰而已。

　　一想到爬上東方明珠的人，都是AV女優，莎比的嘴角不由浮現出一絲冰冷的微笑，是一種自嘲，也是一種嘲他。

　　課堂中的討論聲音經久不息，與莎比一樣，看樣子討論的集中點，都放在“東方明珠是陽具”這個劃時代的發現上。

　　有一個學員站了起來，與朱教授交流起陽具崇拜來，“朱教授，我發現一個規律，凡是長形的東西，都是陽具嗎？”

　　朱教授不會輕易地上圈套，微笑地看著這個年輕的學員，問道：“這位同學，請你把你的意思說清楚一些。”

　　“朱教授，請問你手里拿著的是什麼呢？”

　　朱教授舉了自己的手，大家都看到，那是一支粉筆。他懵懵懂懂地看著學生，有一點裝瘋賣傻的神情。

　　“那麼，朱教授，我可以說你捏著的，是你的陽具嗎？”

　　“這個，這個……”朱教授的聲音立刻被淹沒在教室里起哄的笑鬧聲中。

　　那個同學繼續發問：“朱教授，每次上課，你都要帶上粉筆，是不是暗示著你對男人勃起的內心渴望呢？似乎你只有通過粉筆這種男人勃起的象征，才能上好一堂課，你這種對男人陽具的夸大其辭地追求，是否證明著你內心里的某種缺失呢？”

　　教室里的哄鬧聲再次響起，錢盛腫不得不從隔壁重新回到教室里，大聲命令學員不得無理取鬧，並且輕車熟路地說道：“有什麼討論的地方，下課後與朱教授私下里交流，不得打亂朱教授的思維。”

　　錢主任又問道：“小全呢？”

　　莎比站了起來，錢主任指示道：“全老師，你把課堂秩序維持一下。”

　　莎比走下課桌，鬧了一個大紅臉，在眾多的學生面前，她實在沒有操控全局的能力，好在下面學員們失去了與朱教授認真的興趣，未再發生更多的騷動。

　　朱教授丟開剛才的尷尬，繼續按照既定的思路講下去：“是的，作為最著名的外陰口，外灘這個‘中心’在幾年前已完成了拓寬工程。另外兩個‘基本點’之一的淮海路（霞飛路）經過改造，也大致恢復了舊殖民地‘東方香榭里舍’的旖旎風情；衡山路則雲集了各種西方情調的酒吧，成為准中產階級制造情欲和精神自慰的秘室。在市場經濟偉哥的催動下，一些新的性感帶正在崛起，如浦東大道、南京東路步行街和徐家匯等等。這些變化令各個性感帶開始在情欲地圖上互相銜接起來，並且更利於被人們觀淫或撫摸。”

　　“作為歷史上最招引農民注目的性感帶南京路的變遷，也許可以成為觀察上海的另外一個案例。1949年解放軍進城時，農民出生的占領者曾經對它散發出的‘香風毒霧’深感畏懼。一支名叫‘好八連’的小分隊奉命成為性感帶守望者，監視並企圖制止情欲在這個區域的爆發。在那部名叫《霓虹燈下的哨兵》的電影中，出現了一個情欲的化身--燙頭發說英語的摩登女郎，但她卻是國民黨特工，要去點燃士兵們的被壓抑的情欲。這是情欲有罪的證據。經過意識形態的嚴厲鎮壓，南京路逐漸結束了它作為上海的陰道的風流使命。但五十年之後，南京東路被改造成了另外一條淮海路，雲集著大量豪華KTV包房和風姿綽約的三陪女。情欲重新回到這里，變得更加囂張和放蕩。

　　“在遠東地區，只有上海具備了發展情欲超級市場的兩大基本元素：龐大的人口（尤其是女人）和發達的陰性文化。但在過去很長一個時期，上海的情欲一直被限定於臭氣熏天的菜市場。每天清晨，蓬頭垢面的女人和小家碧玉的男人們在這里相會，在腐菜和爛魚的氣味中采購著春天，又在無恥的討價還價中完成日常意淫。這種瑣碎的操作維護了情欲的最低消費。

　　“在市場全面開放的時代，上海情欲終於在社會資本主義的支持下卷土重來，實現了全面復辟，並在每一個階層都得到了熱烈響應。余秋雨、...燕和陳逸飛們的小布爾喬亞式的懷舊化情欲、衛慧們的都市白領的摩登化情欲、小市民的麻將化情欲、民工的粗鄙化情欲、商人的貨幣化情欲，以及官員的權力化情欲，所有這些情欲組成了罕見的情欲共同體，參與到市場消費的浩大洪流之中，並受到體制的堅定保護，或者說，正在成為市場化體制的一個最重要的部分。”

　　講的太深刻了，“余秋雨、...燕和陳逸飛們的小布爾喬亞式的懷舊化情欲、衛慧們的都市白領的摩登化情欲、小市民的麻將化情欲、民工的粗鄙化情欲、商人的貨幣化情欲，以及官員的權力化情欲，所有這些情欲組成了罕見的情欲共同體，”，包括朱教授沒有提到的AV片的感官式情欲，已經組成了上海這個具有特色的“情欲共同體。”

　　教授看問題，就是能上升到理論的高深，這一席話，已經把上海的所有情欲本色都已經闡述得透徹而干淨了。

　　只是朱教授片面地斷言這些情欲都“受到體制的堅定保護”，未免有一些過於樂觀了。

　　就說對A片吧，經常性的清剿行動，使得A片生產經營一條线的廣大勞動者，經常受到莫名的威脅，哪里有保護之說？

　　朱教授繼續講道：“對上海歷史的簡單回顧，顯然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個重要新聞事件的發生。上海所處的長江三角洲（中國陰阜的另一種官方叫法），正是中世紀女性化情欲的的最著名的溫床，它展示了從‘梁山伯祝英台’專案到‘白蛇傳’事件的纏綿的情欲傳統。越劇和黃梅戲大肆贊助了這種柔軟的情欲美學，令它成為近代市民階層的主要靈魂向導。

　　“殖民地時代的上海情欲曾經達到過一個非凡的高潮。這是由那些美貌多情的江南女子創造的奇跡。盡管張恨水和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徐志摩的詩歌、以及穆時英、劉呐鷗、邵洵美和葉靈鳳的現代主義小說都洶涌地言說了情欲、但唯有小女子張愛玲的出場，才將殖民地情欲推向‘欲仙欲死’的高潮。只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這種古怪的景觀，那就是這種上海的某種強烈的女陰特征。正如陝西是產生男性情欲的歷史悠久的溫床，而賈平凹是這類話語的代言人一樣。 毫無疑問，只有女人才是上海情欲話語的最合適的代言人。”

　　朱教授在這里明顯是信口開河了，張愛玲的情欲哪里是“欲仙欲死”，完全是一種經前期的那種陰濕的痛苦，張愛玲的性欲是壓抑的，是陰冷的，是性冷淡的，性器官的冷淡，往往借助於文字來手淫，這是文學作品的特色之一。

　　一個太過享受的人，是不可能去操弄文字的，一個太沉湎於肉體的人，是不會借助於文字表達他色情的想像的。

　　一個壓抑的和尚，比一個放蕩的浪子，更要痴迷於女人的肉體，這是“三言”、“兩拍”中表達的思想。

　　朱教授有時為了胡說八道方便，往往是把豐富的現象，納入他的先驗的框框條條，如果不合適，就硬性地塞進去，就像三寸金蓮的女人小腳一樣，非要讓素材的豐富的腳，置於鞋子的理論框架的約束中。

　　朱教授緊接著透過歷史的塵埃，分析上海情欲的傳統：“越過上海的中古和近現代情欲史，我們可以觀察到一些偉大的女性代言人的涌現。耐人尋味的是，她們居然同時扮演著煙花女子和國家話語發布者的雙重角色。

　　“江南從來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煙花柳巷，這一傳統得到了良好的延續。直至滿清末年和民國初年，整個上海及其周邊地區仍然妓院林立，展示著遠東最大色情消費市場的偉大風貌。

　　在這個情欲硅谷中誕生了一些聲名顯赫的尤物。

　　明末吳越“愛國”名妓柳如是和金陵歌妓董小宛，是兩個楚楚動人的風塵先驅；而後，上海青樓“四大狀元”之一的賽金花成了其中最令人銷魂的一個，她對於八國聯軍司令瓦德西的床幃勸戒，以及她與維多利亞女王和德國女王在社交場上周旋的“雍容華貴”的姿態，很令國人感到‘揚眉吐氣’，從此成為帝國末世的救國英雄；而在上海成材的揚州雛妓張玉良是一個更為典雅的寓言，她的xxx自畫像在巴黎獲獎，成為畫布愛國主義的又一范例。

　　上海妓女總是在用身體大義凜然地表述著國家真理。

　　“然而，在所有的上海（江南）名妓中，只有張玉良真正實現了身體話語的偉大轉換：從一件情欲市場的簡單貨品，變成了一個利用身體話語進行視覺宣讀的‘藝術家’。張玉良的xxx自畫像《裸女》充滿了對肉體的無限憐惜，這種憐惜達到了如此的深度，以至她必須大面積修改自己的丑陋容貌，以展示她的另外一個更加‘真實’的肉體鏡像。但她謳歌肉體的行動，卻為殖民地上海情欲開辟了一條全新的道路。從此，上海‘吃文學飯’或‘吃藝術飯’的人，都聚集到了用身體話語言說情欲的偉大旗幟的下面。

　　“這是情欲在新世紀里最重要的五大變化之一。在情欲解放區和‘大翻身’的年代，張愛玲的旗袍的胸襟和下擺均已遭到了撕裂，文學正在進一步放肆地肉體化和感官化。衛慧的身體美學宣言《上海寶貝》，從頭到尾散發著口紅、褻衣和女性生殖器的狂歡氣息，所有的皮膚和器官都在其間舉行熱烈的話語慶典和游行，向公眾炫耀著後殖民時代女性肉身的魅力，而靈魂則退化為一件披掛在身體之外的風衣。其中一個名叫‘馬當娜’的女人，隱喻了那個西方身體解放運動女聖徒，後者象一盞指路明燈，照亮著上海旗手的奮勇當先的身影。而在衛慧的附近，一干‘美女’士都在爭先恐後。這種肉身化情欲大爆炸的景象，重新確立了上海作為頭號情欲市場的龍頭地位。”

　　不一定吧，描寫情欲的作家，不僅僅是上海的女性作家吧。

　　朱教授未免對新潮作家對情欲的出類拔萃、甚囂塵上的描寫，有一點過於低估與近視了。

　　朱教授繼續講道：“是的，上海情欲的市場化和消費化，就是它的第二種重大轉折。舊殖民地時代的布爾喬亞式的面紗被揭去之後，超級市場的氣味變得越來越濃烈。精明的女人象兜售內褲一樣兜售著身體的‘自傳’，期待著文化嫖客的光顧。情欲的無償奉獻時代早已一去不返，情欲經濟開始發達，人民幣和美金操縱了情欲市場行情的漲落，而且它的市場價格正在隨著貪婪指數的猛升而日益高昂，並因此制造出了大批情欲資本家，也就是那些身體資源交換男人資源而成為富姐或富婆的階層。這些新興資本家聯合那些准中產階級女市民和職業‘三陪’，構成了情欲市場的主要賣家。她們擁有強大的隱形情欲霸權，足以在幕後操縱國家官員和國家資本。人們已經看到，貪官和情婦的秘密互動，構築了當代中國情欲政治學的框架。

　　“幾乎所有的評論家都注意到了衛慧小說的一個基本立場：一方面炫耀著女主人公的性經驗和性機能，一方面謳歌西方陽具的偉大性，這種對中國男性買家的輕蔑，暴露了商業時代的國際主義特點：新興的中國情欲不僅要徹底擺脫黑市經濟學的枷鎖，而且正在廣泛尋找出口渠道，以期加入‘世貿’的偉大行列。和所有中國產品一樣，它急需在西方市場范圍內找到更大的買家。克林頓與萊文斯基的辦公室演出，顯示了情欲在全球消費市場中的隆重地位。

　　“情欲的摩登化，是它的第三個重要變化。摩登的都市景觀和現代化物質時尚，成為情欲大爆炸的最重要的語境之一。這些摩登場景既是當代情欲從中誕生的搖籃，也是情欲用以演出的布景。陽具化的摩天大樓、意大利咖啡、美國轎車和法國香水，構成了虛張聲勢的現代化符碼碎片，拼貼成一個情欲在其間騷動的舞台。這種情欲的摩登化起始於穆時英和張愛玲等人的小說，卻在衛慧的小說中走向極致，呈現出與保守的賈平凹式的男性情欲截然不同的面貌。在我看來，這很象是中國情欲走向全球化的一場紙上預演。為了自我推銷，最原始的情欲渴望獲得一個時尚的前衛包裝。

　　“情欲的第四個變化是，它現在終於擁有了自我傳播和張揚的權柄。沒有任何一個時代的女人象今天一樣肆無忌憚地放送著自己的身體隱私，並且越來越擅長身體作秀和進行新聞策劃，用情欲話語的每一種變化來制造“賣點”，以爭奪公眾的寵愛。這其實就是市場推廣原則的顯現。衛慧和棉棉無疑都是情欲營銷學和情欲廣告學方面的專家，有報道稱，早在學生時代的戲劇表演和作品朗誦中，衛慧就已經發出蝴蝶式的“尖叫”，這可以被視作是身體解放運動的第一聲啼鳴。而後，上海的弄堂就到處響徹了情欲的歡叫。

　　“借助海外出版商和數碼網絡，上海情欲的聲音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經久不息的回響。但人們已經發現，《上海寶貝》充滿矯情的性謊言。虛榮的賣弄、浮華的炫耀、夸張的細節、對於上海都市摩登事物的狂熱崇拜、淺薄的時尚趣味，各種劣質的床幃噱頭、道聽途說的生命

　　體驗，加上每一章前面的那些西方名人格言，如此眾多的粉彩，拼貼成了一個脆弱的脂粉話語格局。

　　盡管衛慧在其後的幾部小說中調整了這種大驚小怪的話語姿態，但仍舊不能消除它們的內在的虛假氣味。

　　這情形就象衡山路上的歐洲情調的酒吧，所有的布景和道具都只是一堆文化代用品和幻象，或者說是有靈魂的物體空殼，閃爍著意識形態贗品的光澤。

　　“在中國文學的性革命現場，到處散布著這類假模假式的性神話謊言，這就是情欲的第五個變化，也許還是最值得我們探究的變化。早在九十年代，中國傳媒已經實現了從政治謊言向情欲謊言(生活謊言)的重大戰略轉移。報紙編輯、電台和電視台的主持人，利用煽動情欲來吸引公眾，提高發行量或收視率。而上海主持人由於擅長“發嗲”，成了國家情欲的最受歡迎的代言人。

　　“然而，中國情欲並未因此獲得健康的生長，而是遭到了謊言的替代，從而變得更加虛偽和無恥。人文情感崩潰了，剩下的只是一堆赤裸裸的欲望、性和貨幣。毫無疑問，只有大量的偽造的情欲，才能維系這種龐大市場，為急速膨脹的情欲消費提供保障。而為了迎接這種情欲經濟的全球化挑戰，在發生過來自上海衡山路的第一聲尖叫之後，許多蝴蝶都在預謀發出類似的尖叫。一個真假難辨的叫春的年代已經降臨，我對此將洗耳恭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