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長得很快，幾個月時間馮友賢推薦的“千里雪”明顯大了一圈，張寧騎在它的背上，它昂起的頭顱與征服者趾高氣揚的氣勢十分相配。

　　張寧抬頭看在戰火蹂躪後的破敗城樓，一隊士兵已經把黃底朱雀旗插上城頭。

　　而城門外跪伏在路邊的官吏，已經尊嚴喪盡屈膝求生，連正眼都沒被看上一眼。

　　常德府里許多官員已經跑了，但仍然剩下有許多官吏，這些多半是當地的地頭蛇，他們家族財產都在常德，平時在百姓頭上作威作福，是直接掌握基層權力的人。

　　皮鼓的敲擊聲中，一隊隊朱雀軍將士隊形整肅正式開拔進入常德府城。

　　無數的鐵鞋整齊地踐踏在地面上，發出震懾人心的響亮腳步聲，光是這種充滿力量感的聲音，就仿佛昭示著武力。

　　就近的桃源、武陵等地已快速地投降，相信西南面的龍陽縣也會投降的。

　　各府縣可能不太擁護“叛軍”的進占，但他們也不想為這場內戰做出無謂的犧牲彰顯氣節。

　　“非常人做非常事，也只有於謙敢這麼下令。”張寧回顧左右感嘆了一聲。

　　大伙隨即零星笑了起來，多半帶著一些嘲意，也只有勝利者才有資格這樣嘲笑他人。

　　不過他們大多誤解張寧的意思了，張寧並沒有嘲笑於謙的意思。

　　他想起了史料上於謙在北京保衛戰中的表現，當時京營幾十萬精銳幾乎喪盡，滿朝都籠罩在悲觀的氣氛中、甚至有人主張遷都，但於謙成為了主戰派受命於危難；而這次他卻這麼輕易就放棄退卻，著實與張寧印象中不太相符。

　　不過在張寧理性的思維里，從戰爭本身的角度於謙這麼做無疑是最好的選擇，朱雀軍的火器方陣已經領先了這個時代的軍事發展，官軍的常規步軍通常情況下是不可能戰勝火器方陣的。

　　一個明朝人難免思維局限於當時，何況是一個文人，於謙能這麼快認識到戰爭形勢，而不是固執在兵力數量的觀念上，這也讓張寧有些意外。

　　就在這時，永定營指揮韋斌不動聲色地說了一句：“只可惜馬兵團沒能及時追擊，否則戰果要大得多。”

　　韋斌明顯是針對馮友賢表示不滿和責怪，除了對事，恐怕也對人。

　　馮友賢本來就是新近加入的人，卻一來就身居重要位置，難免和朱雀軍內的老人有些隔閡。

　　陳蓋是韋斌的部下，本就是個口無遮攔的人，此時也用似乎玩笑的口吻道：“馮指揮不會是不忍心追打窮寇，故意放了一馬吧？”

　　馮友賢的臉色十分難看，這句“玩笑”連張寧都覺得有點道理，馮友賢極其投誠部將對官軍確實不夠狠……

　　不過這在張寧看來是十分合情合理的，說明馮友賢不是一個喪心病狂的極端之人。

　　張寧便為馮友賢說了兩句：“連我也沒想到官軍真要跑，事前你們誰會這麼想？等到確認事實了，才調馮指揮用馬兵追擊，他一定是擔心冒進中計才走得慢……馮將軍，是不是這樣？”

　　當時官軍主力除了從水路撤走一部分，大部分經龍陽城向益陽撤退，丟棄了大多輜重卻帶走了大量的馬匹。

　　張寧中軍從諸多跡象才斷定他們確實要跑，即刻調馬兵團追擊擴大戰果，而騎兵指揮正是馮友賢。

　　馮友賢正色道：“王爺明鑒，正是如此。我軍出動越過龍陽城之後，敵軍大部可能已經接近益陽了，當時不僅龍陽縣諸城仍在官軍之手，益陽等地守備也不弱。我騎兵孤軍深入，周圍都不是我們控制和清楚的地方，末將心里有些擔憂，以至誤了事，請王爺責罰。”

　　“謹慎一些也不是多大的錯，雖然結果因此失了戰機。”

　　張寧點點頭，然後伸手和氣地拍了拍馮友賢的膀子，對左右說道，“不管怎樣，石場灣一戰，決定全局。馮將軍當之無愧的首功，諸位有誰不服？”

　　馮友賢急忙放低姿態拜道：“不敢當，末將實在當不起首功。若非王爺統籌全局、韋大人（韋斌）善斷戰機，末將哪里能立功？末將不過聽命行事，做了分內事而已，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他是一口官腔說得尚算老練，表情姿態也極盡謙虛真誠，但張寧實在不覺得這番話是出自馮友賢的本心。

　　他馮友賢正當青壯，如果真那麼謙虛沒有野心和上進心，就應該在家種地、而不是轉投朱雀軍重新出山；馮友賢這麼說，恐怕只是不想得罪人而已。

　　張寧也不點破，只是語重心長地說道：“前路仍舊艱險，望諸位勿忘大局，凡事以公正，不能讓有能力有功勞的人寒心。”

　　這句話明面上是對馮友賢說的，實則是說給在場的文官武將聽。

　　終於有個將領開口道：“馮指揮領首功，兄弟服氣。”眾人紛紛附和。

　　韋斌最後才開口道：“說起石場灣之戰，某人也認馮指揮的能耐，改日稍閒了，營中的兄弟設酒給你慶慶功。”

　　馮友賢忙拜道：“下官恭敬不如從命。”

　　張寧笑道：“喝高興便好，爛醉傷身。”

　　朱雀軍開拔進常德城，控制了所有的交通要道，官軍武裝全部繳械投降。第二天，連同南部斷後阻擊朱雀軍的幾支小股兵馬也投降了。

　　對於俘虜，一些武將嚷嚷著砍了祭澧州死難的兄弟，因為這批官軍戰俘中就有人是參與澧州之戰的覃有勝的部下。

　　但張寧想都不用想就馬上拒絕了那些武將的要求。

　　參議部很快就下令，首先清點俘虜身份名冊，總旗官以下的官兵全部釋放，讓他們回家與家人團聚。

　　軍官則要受到審判，一些參與過屠殺的武將被處死，參議部首次使用了一個新的罪名“戰犯”。

　　張寧要釋放俘虜的士卒理由很簡單，人們被釋放後不太可能對朱雀軍造成什麼威脅，這只是一場內戰；同時通過殺戮削弱朝廷戰爭潛力的想法也毫無意義，大明各省單是軍戶籍貫的人都數以百萬計，你能殺多少？

　　緊接著一些常規的法令也陸續頒布，除了對朱雀軍內部重申軍紀不得擾民犯罪等，安民榜文也張貼出來，新的統治者對當地官軍鄭重其事地做了許多承諾，以安人心，讓百姓各安其事。

　　這些事張寧都沒有過問，全是參議部日常做出了安排；張寧再次感覺到自己組建這個衙門的重要作用，著實為他減輕了許多負擔，很多他一個人想不到的事，官員們自己就能按照規矩辦了。

　　或許張寧覺得自己需要“創造性”的做法，到常德後又頒布了一道不同尋常的法令，名曰“軍民同等”。

　　下令治下各府縣，取消軍戶籍貫，軍戶一律改為民籍，今後可以科舉、經商等不受限制。

　　這道法令在此時實際上非同一般，以往的軍戶實質上就是二等民，可能比賤籍好也不會太多，不僅在社會上受到歧視，也受很多限制，不能科舉不能經商，而且世襲，和半奴隸差不多。

　　明證就是軍戶的子女婚嫁一般也是同樣籍貫的人，出身民籍的人不太願意和他們聯姻，人們不想自己的子孫世世代代無出頭之日。

　　太祖言“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夢想是好的，現實卻事與願違，大明立國才不到六十年，軍隊戰斗力已每況日下，同時很快就衍伸出無數的問題。

　　張寧與諸文官議事時，在一篇文章里論述，認為軍籍就是一個弊政。

　　他認為國家武備是自上而下每個人的責任，沒有理由只讓一部分人既負擔兵役又出軍糧，這種說法是不公正的；公正的做法是上到宗室貴族，文官士大夫，下到黎民百姓，都應該為武備出力。

　　政令幾乎沒有任何阻力，和辰州一樣，常德在城破的那日起就處於朱雀軍的統治下，以前的官吏沒有任何話語權只能屈服於鐵蹄下仰仗鼻息生存；而朱雀軍內部無論文官武將，日常理政軍務為要，這種政策和他們利益沒有什麼衝突。

　　只不過有幾個有點見識的文官知道軍制實際是出自太祖之手，算是一個“祖制”，不過既然張寧身為太祖的子孫都違背祖制，下面的人並非大儒、誰也懶得管了。

　　其實在張寧看來一種過於不公平的政策，就算憲章祖制也無法長久。

　　明中期以後就出現了嚴重問題，因為以前是通過壓榨軍戶來維持國防，很快府兵敗壞軍費難以維持，轉而無奈由國庫負擔，結果就拖累了整個財政，軍費成了國庫開銷最大的一項；大明朝的財政問題，張寧認為軍制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但是廢除了朝廷既定的國策，他又沒能設計出一種新的制度來代替；不過眼前這個問題還不是問題，他面對的是如何打敗強敵，而不是怎麼治理國家。

　　張寧站在常德府的城頭上，久久眺望著視线中的河流、原野、山脈，若有所悟地想一個人的眼睛確實也是身處的位置決定的；僅僅幾年以前，他從來不真正關心這些事，看到的只是自家如何過日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