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早，目送兒子兒媳小兩口離開，又把丫丫送到了小區里的托兒所，我回到了自己家中。

　　關好門，收拾好一家人早餐的碗筷。

　　我沒有急著去學校，今天上午學校也沒有什麼大事情。

　　我身為校長就算遲一會兒到學校，學校里面其他人也不會說什麼，更何況親家顏副校長也會幫我負責工作。

　　我走進衛生間脫下衣服打開淋浴。

　　冒著熱氣的水澆下，我舒服地閉上了眼睛。

　　感覺自己身體被溫暖包圍著，仿佛依偎在一個有溫度的懷抱里，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唉，我這一生，如履薄冰，充滿坎坷。

　　我對我親生父親僅僅停留在3歲那年的依稀記憶之中。

　　那時候正逢文革最嚴重的時候，那時候的我還沒有現在的丫丫大，那時候不知道什麼紅衛兵、文革工作組、工宣隊，在她童年的依稀記憶中，只每天都有一幫打人喊著“文斗”“武斗”打來打去，還有自己記憶中的親生父親跪在台上被一群戴著紅袖章的人批斗的情景。

　　父親每次在台上被批判時，都仿佛睡著了一樣，只有紅衛兵的一聲怒喝聲中，才能讓父親猛地驚醒一般，然後背誦著那些說了無數遍的認罪詞。

　　而我童年記憶中的那個在上海的家，也總是被紅衛兵們抄家抄得亂起八糟，到最後我的母親也在麻木種懶得收拾了，反正還是要被“革命小將”們破壞的，還收拾干嘛呢？

　　更恐怖的是父親開始把在批斗台上養成的麻木的情緒也帶入家中。

　　他開始對家里一切不管不問，不問我和母親的吃喝，整天麻木的坐著。

　　即使每天半夜我母親在噩夢中驚醒抱著我嚎啕痛哭，這個男人也依然麻木地沒有任何反應。

　　最後我的母親實在不堪忍受離婚了，帶著我回到了家鄉。

　　母親那時的決定我其實能理解，但是我不止一次自私地想象，假如當時我的母親熬過去了沒有離婚，那我後來不就是上海干部家庭子女了媽？

　　我不能苛責我的母親，她不是那種鮮有的少數具備政治遠見的女人，那些極少數真正聰明的女人選擇了繼續和受迫害的干部配偶在一起。

　　事實上後者卻是正確的，奪權的年輕紅衛兵是沒有執政能力的，那幫干部、知識分子們最終還是要回到執政位置上的，熬過了那些年的動亂，這些人最終還是回到了人上人的生活上來。

　　但是，當時我的母親，一個朴實的婦女又豈有這樣的遠見？

　　我3歲那一年年底，已經處於崩潰極限邊緣母親帶著已經4歲的我與我的親生父親離婚，乘著過年沒有紅衛兵打擾，離開了原本的家庭，離開了上海，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海東市鄉下的一個偏遠農村。

　　一開始娘倆相依為命的生活是那樣的困苦。

　　這樣的環境下我懂事得遠遠比同齡的小孩更快。

　　我習慣了壓抑自己的需求，習慣了物資和精神的匱乏，習慣了每天餓肚子，習慣了不提任何要求，習慣了——得過且過。

　　我十歲那年，母親和一個大自己十歲的礦工結婚了。

　　那時候曠工是個人人羨慕的職業，穩定的收入能夠帶來養活一大家子的口糧。

　　母親和曠工繼父剛剛結婚那會兒是我少有的一段快樂日子，飯能吃的飽了，住的房子也變得更加寬敞溫暖，偶爾還能有玩具了，一起玩得小伙伴也有了，繼父雖然每天下井經常不回家，但是每天短暫的回家時光對自己還算不錯，日子似乎在向好的方向走去。

　　但是，好景不長.繼父終究是和我沒有血緣關系的，這個善良的勞動者對我的愛終究還是要給別人的——連同我母親那一份，一起分走了。

　　我12歲那年，母親懷孕了，繼父高興得像個孩子一樣。

　　我也打心底替繼父和母親高興，那時候我真單純啊，真心盼著有弟弟妹妹誕生，和自己分享生活，陪伴著自己。

　　但是我不知道，母親的懷孕，讓自己才剛剛擁有的短暫的幸福生活再一次走到了終點。

　　幾十年後我回憶時不得不明白，母親的懷孕使得這個家後面實在無力再照顧我了。

　　那時候，每到繼父下班回家，我都能隱隱約約感覺到他和母親在悄悄商量著什麼。

　　最後，在母親肚子明顯顯懷的時候，她們做了一個決定，把我送到繼父的姐姐家暫時撫養。

　　我還記得我跟著繼父的姐姐——那個我稱之為大姑的女人一起離開家的那一天，天灰蒙蒙的，我身上挎著母親遞給我的包裹，里面有兩雙厚底布鞋，幾件打了大塊補丁的衣裳，一堆皺巴巴的零碎錢。

　　臨走前，母親眼淚巴巴地拉著我的手，那時候母親的肚子已經明顯顯懷了，而旁邊那個男人——我的繼父，則蹲在那里，抽著煙，一言不發。

　　這個家即將迎來小生命的誕生，母親行動已然不便。

　　我低著頭，看著在干旱的天氣下已經干裂的土路，坑坑窪窪仿佛是母親、繼父、還有許許多多祖輩那一張張飽經風霜的臉。

　　或者說，我就走在這一張張在生活中麻木的臉上。

　　在大姑家度過了三年之後，我15歲那一年，我的母親和繼父一起把我接了回去。

　　她以為自己終於要重新和母親繼父、已經出生的親妹妹一起生活了。

　　但是繼父卻告訴我，我要嫁給同村孫爺爺家里的兒子孫金生。

　　因為繼父的親生女兒生病，孫爺爺一家幫助他們度過了難關。

　　繼父便讓我回來報恩，嫁給他們家的獨生子孫金生。

　　於是，1986年，16歲的我嫁給了19歲的孫金生。

　　那時候身體已經充分發育的我讓孫金生很有面子，人人都夸孫家媳婦是個漂亮的女人。

　　在孫金生父親找關系和奔走下，我到了二十公里以外的另外一個鄉鎮當一名農村小學當代課老師。

　　而我的丈夫則分配到了海東市城郊當一名代課教師。

　　雖然代課教師不是鐵飯碗，婚後的我們雖然一直分隔兩地也沒什麼太多的激情，但是也算得上平淡無憂。

　　1987年，我的兒子出生了，孫金生給這個孩子起名叫孫小侃。

　　溫馨的一家三口，安穩的日子，還算富足的生活。

　　我感覺自己有了歸宿感，唯一遺憾的是，始終和丈夫分隔兩地，無法團聚一直是我的心病。

　　直到1993年，鎮上來了一個退伍專業的年輕小伙子，他叫韓楚焱，是當時我教書所在鄉鎮的一個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