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世界都在發展著翻天覆地的變化，除了楊毅豪之外，誰會料想到，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開始了。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在香港從英國回歸中國的第二天，亞洲金融風暴席卷泰國，泰銖貶值。

　　不久這場風暴掃過了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等地，打破了亞洲經濟急速發展的景象，亞洲一些經濟大國的經濟開始蕭條，一些國家的政局也開始混亂。

　　據分析是亞洲國家的經濟形態導致，同時受美國經濟利益和政策的影響，另外還有喬治·索羅斯的個人及一個支持他的資本主義集團的因素。

　　多年以後，國際經濟學家分析了這次經濟危機直接觸發因素、內在基礎因素和世界經濟因素。

　　一、亞洲國家的經濟形態導致：新馬泰日韓等國都為外向型經濟的國家。

　　他們對世界市場的依附很大。

　　亞洲經濟的動搖難免會出現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狀況。

　　以泰國為例，泰銖在國際市場上是否要買賣不由政府來主宰，而他本身並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量，面對金融家的炒作，該國經濟不堪一擊。

　　而經濟決定政治，所以，泰國政局也就動蕩了。

　　二、美國經濟利益和政策的影響：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預示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

　　美國作為資本主義頭號強國，有了危機感。

　　他通過強大的經濟後盾在亞太地區建立起一個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线：韓國，日本，台灣直至東南亞，都成為美國的經濟附庸。

　　這給亞洲一些國家飛速發展帶來了經濟支持。

　　七十年代，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經濟迅猛發展。

　　但是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標志著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美國當然不允許亞洲經濟繼續如此發展，於是美國開始收回他的經濟損失，對於索羅斯的行為，他是縱容的。

　　三、喬治·索羅斯的個人及一個支持他的資本主義集團的因素：“金融大鱷”“一只假寐的老狼”是對這個金融怪才的稱謂。

　　他曾說過，“在金融運作方面，說不上有道德還是無道德，這只是一種操作。金融市場是不屬於道德范疇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於這里，因為它有自己的游戲規則。我是金融市場的參與者，我會按照已定的規則來玩這個游戲，我不會違反這些規則，所以我不覺得內疚或要負責任。從亞洲金融風暴這個事情來講，我是否炒作對金融事件的發生不會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樣會發生。我並不覺得炒外幣、投機有什麼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運作規則。我尊重那些規則，關心這些規則。作為一個有道德和關心它們的人，我希望確保這些規則，是有利於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的，所以我主張改變某些規則。我認為一些規則需要改進。如果改進和改良影響到我自己的利益，我還是會支持它，因為需要改良的這個規則也許正是事件發生的原因。”

　　眾所周知，索羅斯對泰銖的炒作是亞洲金融風暴的導火线。

　　他是一個絕對有實力，有能力的金融家，然而通過玩弄亞洲國家政權，來達到他獲得巨額資本的目的顯然是卑劣的。

　　對於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可以分為直接觸發因素、內在基礎因素和世界經濟因素等幾個方面。

　　一、直接觸發因素包括：（1）國際金融市場上游資的衝擊。

　　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大約有7萬億美元的流動國際資本。

　　國際炒家一旦發現在哪個國家或地區有利可圖，馬上會通過炒作衝擊該國或地區的貨幣，以在短期內獲取暴利。

　　（2）亞洲一些國家的外匯政策不當。

　　它們為了吸引外資，一方面保持固定匯率，一方面又擴大金融自由化，給國際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機。

　　如泰國就在本國金融體系沒有理順之前，於一九九二年取消了對資本市場的管制，使短期資金的流動暢通無阻，為外國炒家炒作泰銖提供了條件。

　　（3）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制，這些國家長期動用外匯儲備來彌補逆差，導致外債的增加。

　　（4）這些國家的外債結構不合理。

　　在中期、短期債務較多的情況下，一旦外資流出超過外資流入，而本國的外匯儲備又不足以彌補其不足，這個國家的貨幣貶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內在基礎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經濟高增長和不良資產的膨脹。

　　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願望。

　　當高速增長的條件變得不夠充足時，為了繼續保持速度，這些國家轉向靠借外債來維護經濟增長。

　　但由於經濟發展的不順利，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亞洲有些國家已不具備還債能力。

　　在東南亞國家，房地產吹起的泡沫換來的只是銀行貸款的壞賬和呆賬；至於韓國，由於大企業從銀行獲得資金過於容易，造成一旦企業狀況不佳，不良資產立即膨脹的狀況。

　　不良資產的大量存在，又反過來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

　　（2）市場體制發育不成熟。

　　一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上干預過度，特別是干預金融系統的貸款投向和項目；另一個是金融體制特別是監管體制不完善。

　　（3）出口替代” 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亞洲不少國家經濟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這種模式也存在著三方面的不足：一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生產成本會提高，出口會受到抑制，引起這些國家國際收支的不平衡；二是當這一出口導向戰略成為眾多國家的發展戰略時，會形成它們之間的相互擠壓；三是產品的階梯性進步是繼續實行出口替代的必備條件，僅靠資源的廉價優勢是無法保持競爭力的。亞洲這些國家在實現了高速增長之後，沒有解決上述問題。

　　三、世界經濟因素主要包括：（1）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經濟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但由此而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如民族國家間利益衝撞加劇，資本流動能力增強防范危機的難度加大等。

　　（2）合理的國際分工、貿易和貨幣體制，對第三世界國家不利。

　　在生產領域，仍然是發達國家生產高技術產品和高新技術本身，產品的技術含量逐級向欠發達、不發達國家下降，最不發達國家只能做裝配工作和生產初級產品。

　　在交換領域，發達國家能用低價購買初級產品和壟斷高價推銷自己的產品。

　　在國際金融和貨幣領域，整個全球金融體系和制度也有利於金融大國。

　　對著這次的經濟危機，大概可以分為以下階段：第一階段：一九九七年六月至十二月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

　　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下降了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

　　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

　　八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衝擊，印尼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衝擊最為嚴重。

　　十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系匯率制。

　　台灣當局突然棄守新台幣匯率，一天貶值3.46%，加大了對港幣和香港股市的壓力。

　　十月二十三日，香港恒生指數大跌1211.47點；二十八日，下跌1 621.80點，跌破9000點大關，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猛烈進攻，香港特區政府重申不會改變現行匯率制度，恒生指數上揚，再上萬點大關。

　　接著，十一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十七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008：1。

　　二十一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

　　但到了十二月十三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737.60：1。

　　韓元危機也衝擊了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

　　一九九七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

　　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第二階段：一九九八年一月至一九九八年七月一九九八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印尼制定的對策未能取得預期效果。

　　二月十一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系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

　　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

　　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

　　二月十六日，印尼盾同美元比價跌破10000：1。

　　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

　　直到四月八日印尼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份新的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協議，東南亞匯市才暫告平靜。

　　一九九七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得與之關系密切的日本經濟陷入困境。

　　日元匯率從一九九七年六月底的115日元兌1美元跌至一九九八年四月初的133日元兌1美元；五、六月間，日元匯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兌1美元的關口。

　　隨著日元的大幅貶值，國際金融形勢更加不明朗，亞洲金融危機繼續深化。

　　第三階段：一九九八年八月初至一九九八年年底乘美國股市動蕩、日元匯率持續下跌之際，國際炒家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

　　恒生指數跌至6600多點。

　　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匯市穩定在7.75港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

　　一個月後國際炒家損失慘重，無法再次實現把香港作為“超級提款機”的企圖。

　　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時，在俄羅斯更遭慘敗。

　　俄羅斯中央銀行8月17日宣布年內將盧布兌換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擴大到6.0—9.5：1，並推遲償還外債及暫停國債券交易。

　　九月二日，盧布貶值70%。

　　這都使俄羅斯股市、匯市急劇下跌，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政治危機。

　　俄羅斯政策的突變，使得在俄羅斯股市投下巨額資金的國際炒家大傷元氣，並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匯市的全面劇烈波動。

　　到一九九八年底，俄羅斯經濟仍沒有擺脫困境。

　　一九九九年，金融危機結束。

　　在亞洲金融風暴中，中國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堅持人民幣不貶值。

　　由於中國實行比較謹慎的金融政策和前幾年采取了的一系列防范金融風險的措施，在危機中未受到直接衝擊，金融和經濟繼續保持穩定。

　　為緩解亞洲金融危機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積極政策：一、積極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亞洲有關國家的援助。

　　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政府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安排的框架內並通過雙邊渠道，向泰國等國提供總額超過四十億美元的援助。

　　向印尼等國提供了口信貸和緊急無償藥品援助。

　　二、中國政府本著高度負責的態度，從維護本地區穩定和發展的大局出發，作出人民幣不貶值的決定，承受了巨大壓力，付出了很大代價，此舉對亞洲乃至世界金融、經濟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在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同時，中國政府采取努力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保持了國內經濟的健康和穩定增長，對緩解亞洲經濟緊張形勢、帶動亞洲經濟復蘇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中國與有關各方協調配合，積極參與和推動地區和國際金融合作。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提出了加強國際合作以制止危機蔓延、改革和完善國際金融體制、尊重有關國家和地區為克服金融危機的自主選擇三項主張，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舉行的第二次東盟——中、日、韓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和東盟——中國領導人非正式會晤中，進一步強調東亞國家要積極參與國際金融體制改革與調整，當務之急是加強對短期流動資本的調控和監管，主張東亞國家就金融改革等宏觀問題進行交流，建議開展副財長和央行副行長級對話，並根據需要適時成立專家小組，深入研究對短期流動資本進行調控的具體途徑等，中方的建議得到各方積極響應。

　　這次金融危機影響極其深遠，它暴露了一些亞洲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後的一些深層次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僅是壞事，也是好事，這為推動亞洲發展中國家深化改革，調整產業結構，健全宏觀管理提供了一個契機，由於改革與調整的任務十分艱巨，這些國家的經濟全面復蘇還需要一定的時間。

　　但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經過克服內外困難，亞洲經濟形勢的好轉和進一步發展是大有希望的。

　　不過從這場經濟危機，我們已經懂得並且漸漸學會從全球化的角度，審視中國的金融產業和日益國際化的資本市場。

　　金融安全不只是維系著一個國家的繁榮與強盛，離開了強有力的金融體系的支撐，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固若金湯的產業帝國，其足下也不過是一片暗流涌動的沙丘。

　　一九九七年東南亞爆發的金融危機，引發了全球資本市場的動蕩，其波及之廣、速度之快、破壞之深，令全球為之震驚。

　　這場給亞洲甚至整個世界帶來深刻創傷的危機，再一次表明國家安全並非簡單地表現為國防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越來越表現為經濟安全，而經濟安全的關鍵在於金融安全。

　　從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發展史來看，它們從商品市場、貨幣市場、債權市場、證券市場、期貨市場到衍生品市場，大約經歷了兩百年的歷程。

　　每種市場、每種機制和制度工具，都是千萬人在經濟實踐中根據活動的需要而協議采取的，並通過千萬人的實踐才逐步形成共同的制度、機制和工具，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運行、監管的制度與規則。

　　但東亞發展中國家在短短二十到三十年間，不可能完成發達國家兩百多年所完成的事，也不可能通過漫長的發展過程讓各類市場形式、機制、制度工具依序發育、成熟，而是在短短幾年內幾乎同時出台。

　　當經濟貨幣化的進程尚未完成時就已開始證券化，證券制度還未發育成熟甚至有關運行規則還未確定時又出台了期貨和衍生品市場——這一切導致各種市場、機制、制度工具不能不帶有不同程度的夾生性。

　　正是由於這些制度性弱點，構成了“趕超型”經濟所固有的先天性不足。

　　日漸融入全球化的中國金融市場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一方面，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建設，中國在金融領域取得了無可爭辯的成就，這其中就包括銀行、股市、期貨和衍生品在內的金融工具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但另一方面，由於發展時間較短，經驗不足等原因，金融市場也存在很多問題，甚至潛伏著諸種危機，中航油、國儲銅事件無疑給我們敲響了警鍾。

　　楊毅豪回想著腦海里面掌握著的經濟危機的事情，不斷的在盤算著未來的路，中國從九八年之後，進入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這期間網絡、IT、數碼、房地產、酒店、醫療衛生、交通、汽車、電影娛樂、等行業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楊毅豪是從事的房地產以及酒店行業的生意，雖然那個時候他起步比較晚，依然闖出了一翻天地，而現在，這些行業正處於萌發階段，對於已經經歷過一次的楊毅豪來說，他當然不會放棄這麼一個大好的機會，他已經為自己制定好了目前，以後就從酒店、房地產、汽車、網絡、電影娛樂五個產業出發，建立強大的經濟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