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九十年代，對市民利益侵犯和剝奪比較嚴重的還有拆遷問題。

　　城市改造拆遷危房本是好事，整個八十年代舊城改造的指導思想是“原拆原建、房屋還遷”，被拆者遷後必給其屋，而且住房條件得到改善。

　　九十年代“上海模式”被全國范圍內借鑒，上海改造浦西舊城區，采用全拆除異地新建的方式，將城中心的舊房拆除，建造高檔寫字樓、商業地產，在城中心以外建造新的居住社區安置被拆遷市民。

　　上海模式屬於“建新城”模式，當時國家提倡這種模式，各地也就紛紛借用這種模式，非常方便通過國家的審批。

　　但在整個九十年代，沒有哪座城市有上海的財政實力，在拆除舊城之後，還有能力建設一座新城來安置被拆遷市民，往往是“拆而不建”，改“房屋還遷”的良性模式為“貨幣拆遷”。

　　自從九十年代“貨幣拆遷”作為“好經驗”推廣取代“房屋還遷”後，市民就害怕起拆遷來了。

　　因為拆遷給的那點錢與房價之比相去甚遠。

　　特別是有些城市的領導想“招商引資”都快想瘋了，那些商人和資本家在他們眼里成了能使自己獲取政績和私利的救星和財神，有的領導甚至以威脅的口氣對下面說“誰嚇跑一個外商我拿誰是問”、“誰跟政府過不去政府就跟誰過不去”等等。

　　因此只要前者看中一塊地方，後者就充當馬前卒——運用手中的權力強迫該地方的居住者拆遷。

　　十幾年後拆遷公司多為私有，拆遷情況得到改善，九十年代的拆遷公司皆為國有，皆為國有的意思，就是可以無限制的采取大量地行政手段強制拆除。

　　這更使市民雪上加霜，他們中的一些人原來尚有陋室可居，拆遷後反而上無片瓦。

　　野蠻拆遷使房地產商笑逐顏開，被拆遷者叫苦不迭。

　　即使多數人拆遷後買了房也是被逼無奈，債台高築，過著住高樓喝稀粥的日子，而一些領導卻以此作為政績自我吹噓粉飾太平。

　　沙田舊城大模范拆遷已經不可避免，市里也不可能在沙田這塊商業寶地建造住宅社區來安置被拆遷市民。

　　也沒有在其他地方建設新社區安置被拆遷市民的計劃，最終只可能采取貨幣拆遷的模式，而海州在二千年之前的房地產市場根本就容納不了幾萬戶之巨的拆遷規模（拆遷費用很低，而九十年代被拆遷市民的經濟條件普遍較差，不足以形成大地房地產市場，那時還沒有房貸一說）。

　　為了緩解矛盾，拆遷公司紛紛在遠離市區的城鄉結合區建造大量質量低劣的無產權的安置房，將無力在市區購房的市民大部分趕到那里去。

　　唐學謙也會推擋不住建設新城的誘惑，九十年代，官員地政績很少與市民利益劃上等號，即使是唐學謙也不例外。

　　張恪一向認為城市建設就沒有“犧牲少部分人利益是可以的”說法，但是利益犧牲也輪不到國家公務人員的頭上。

　　所以“為了大局犧牲少部分利益是可以的”想法在市里很占上風，他們永遠都感覺不到切膚之痛。

　　張恪坐在唐學謙的對面，心想唐學謙再也不可能感受到那種被驅逐的痛苦吧！

　　張恪倒是有切膚之痛，父親辭去公職之後回到師院，師院沒有給再安排住所，那時還有一些積蓄，就在沙田買下一戶私房，九七年趕上舊城改造。

　　幸好小叔接濟，若不是如此，再趕上父親給驅逐出師院，還不曉得家里會怎麼的慘狀。

　　畢竟在沙田生活了兩年，雖然短暫，但是對周圍被拆遷者地狀況都有了解，特別加上當時正搞“國退民進”。

　　大量國有企業職工下崗。

　　一部分家庭兩難相逢何其淒慘。

　　他們想利用物權法保護自己的權益還要等上十幾年才行。

　　這已不僅僅是舊城保護的問題，既然海州城建設得再漂亮。

　　也不能以上萬戶市民所承受的拆遷之痛為代價，唐學謙既然要試，張恪倒是想著拖一拖他的後腿。

　　唐學謙不清楚張恪心里到底在打什麼主意，張恪的話讓他頗為心動。

　　四鳳橋飲食廣場的成功，令前門的繁榮延伸到四鳳橋以前，特別是四鳳橋飲食廣場高額地地租引起市里極大的關注，有價值的土地並不僅僅局限在前門之處，讓唐學謙看到快速推動沙田舊城快速改造的希望。

　　即使如唐學謙這樣的睿智，也無法想象情況的復雜。

　　九十年代海州市的拆遷公司都為國有，張恪還記得有一家拆遷公司地主管單位竟然是市文物局，也就是這家拆遷公司毫不手軟地拆除大量原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地建築。

　　市里撥給被拆遷者的拆遷費用本來就不足，但是卻大量地給這些國有拆遷公司所截留。

　　當時國有拆遷公司的利潤是現在私營拆遷公司所望塵莫及的。

　　巨額的利潤截留在國有拆遷公司里，隨後又通過名目繁多的投資手段，被轉移到其他地方。

　　唐學謙能一下子就打破整個海州市官僚體系的傳統改變這種事實嗎？

　　張恪心想：夠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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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這一點，許鴻伯深處民間就有相當深刻的認識，當然，就憑著這點，想勸阻唐學謙暫時放緩對沙田舊城的改造，也不可能，畢竟不止唐學謙，市里其他人也只看到舊城改造的好處，而看不到弊端，更不會承認市里暫時還沒有能力阻止這些弊端發生。

　　張恪將唐學謙的思路往商業資本上引，可謂用心險惡，只要許鴻伯不捅破，唐學謙日後不可能看出什麼來，畢竟誰也不會想到張恪能清楚的預測到今後幾年的發展脈絡。

　　再說張恪這麼做，是給唐學謙他日後有補救的機會，不至於抱憾終身。

　　不管出於怎麼的考慮，四鳳橋的成功，很容易就將市里的思路引入張恪給他們設置的陷阱里。

　　市財政缺錢，但是中心區域的土地價值讓人眼冒金光，沙田舊城改造的傳言風涌，正迎合他們這些人的心思，將整個沙田都拿出來改造，將能套取多少資金？

　　早在三月間，市常委會議就通過一份決議，停止無償劃撥土地的行政行為，在四城區大宗土地的劃撥需要通過常委會議。

　　這里面有周富明加強控制權的意圖，卻也是土地價值得到重視的體現。

　　就算唐學謙想放緩腳步都不可能，市里甚至出現一次性將沙田拆除的聲音，而且這種聲音的支持力度不小，就與年前啟動疏港河疏浚工程的呼聲一樣，其中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關系。

　　在這種背景下，張恪的提議在唐學謙看來卻成了穩妥的方法，雖然他更希望從臨近沙田的區域逐漸的向東推進，但是有時候市長的意見也是弱勢的。

　　做出沙田整體拆除的規劃，將沙田西區列入第一批整體拆除的計劃，在沙田街市先拿一塊地出來試探市場的熱度。

　　就是這塊地推出的方式，市里就弄出很多意見。

　　唐學謙希望仿照一些城市搞招標白賣掛牌出讓的新模式，最終市常委形成的意見是采納傳統的劃撥方式，可以內部比價，最終由市常委會議決定。

　　這不過是利益關聯者角力的結果，也不出乎張恪的意料。

　　四鳳橋的狂熱，讓很多人意識不到沙田香餌的風險，也沒有人會認真考慮海州市的商業資本規模有沒有能力一次性完整消化沙田西片一百公頃的商業地段。

　　包括張知非的宏遠公司、邵至剛等都蠢蠢欲動，他們都來找張恪討論這事，張恪不動聲色，憑借他們的實力，也不能讓市里放心將那塊地交給他們做試驗田，包括後期的開發，市里更希望引進外面的資本。

　　總之，他們要努力也就隨他們去了，心動的又不是他們兩家，不過行動最迅速的還是錦城集團，錦城集團采取在當時看來是最合適的策略，他們找來跟錦城集團一直有合作關系的新加坡新城地產集團，兩家公司聯合起來拿地，這非常符合市里招商引資的思路，但是要求市里在土地轉讓費用上給予優惠。

　　錦城集團動作之迅捷，讓張恪懷疑他們很早就盯上沙田這塊地方，心里不由的在想：萬家與周富明妥協，難道是趙錦榮在中間搓和的？

　　當張恪看到錦城與新城地產聯合設立的錦城地產公司的外資比例，幾乎肯定這是一定的，錦城地產只是掛著合資的名頭，實際上是趙錦榮自家的一畝三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