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得足夠久是多久？這一點馬魯蘭達沒說，李再安也沒有問。

　　人生百年，無疾而終，似乎才能算足夠久，但李再安不認為自己會有那麼好命。

　　他可不是信奉上帝的善人，而是將自己的宿命托庇於撒旦的惡魔，上帝顯聖總是為了懲罰信徒，而撒旦降世卻總是給信徒加持各種各樣的庇護光環，所以做個惡魔總是要比做個善人活得更長久一些，也就是所謂的好人不長命，禍害一萬年。

　　在馬魯蘭達的游擊隊營地里，李再安停留了三天，畢竟他是被綁架過來的，總不能毫無緣由的再被放回去。

　　那樣的話，布倫特不起疑心才叫咄咄怪事。

　　為了讓一切顯得順理成章，馬魯蘭達專門安排人到帕克阿，和史皮進行談判，要求史皮支付兩百萬的贖金，然後他才會放人。

　　綁架肉票勒索贖金，這種勾當也是游擊隊經常干的，沒什麼值得驚訝的地方。

　　不過史皮拿不出兩百萬美元的贖金，他那里只有李再安帶來的一百五十萬美元貨款，其中的五十萬還交給了布倫特。

　　錢帶的不夠？

　　那沒關系，允許你還價，這就是游擊隊比較“通人性”的地方。

　　最終，經過三天的談判，雙方將贖金敲定在一百萬美元的價格上。

　　李再安無法主導談判的事，他呆在營地的三天里，就是無聊的四處亂逛，馬魯蘭達也不安排人盯他，任由他四處走動。

　　正是因為這樣，李再安才能對這支活躍在哥倫比亞叢林中的游擊隊有更深入的了解。

　　國際輿論加諸在馬魯蘭達頭上的頭銜很多：反政府武裝頭目、大毒梟、恐怖分子等等等等，但對於那些人權組織來說，馬魯蘭達最不可原諒的地方就是他將大批的孩子送上了戰場。

　　這一點是實情，就像李再安所在的這個營地，駐扎在這里的游擊隊武裝有將近四百人。

　　其中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士兵，是十五六歲左右的孩子，而那些為營地士兵提供特別服務的女兵中，更有超過半數都是未成年的女孩子。

　　而馬魯蘭達本人，卻對這種不人道的做法有其獨特的解釋，按照他說的，在他帶領下的這些童子軍雖然要參加殘酷的戰斗，要做一些原本不應該由他們來做的事，但相比起叢林各個部族中成長的孩子們來說，這里的未成年人死亡率反倒是哥倫比亞最低的，生活待遇上也是最好的。

　　這些少年兵不用像普通窮苦人家的孩子那樣忍飢挨餓，不用擔心被一場只需簡單治療便能治好的疾病奪取生命，除此之外，參加他的部隊還能接受一定程度上的教育，還能為家人掙到一份口糧。

　　他們會明白自己為什麼而活著，也能清楚自己為什麼而死，這便是他在做的事情。

　　馬魯蘭達不僅僅是一個搞軍事斗爭的武裝首腦，也不僅僅是個恐怖分子，在哥倫比亞搞了這麼多年的武裝斗爭，他對這個國家所存在的問題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

　　三天里，李再安同馬魯蘭達時常會有接觸，甚至經常共同進餐，每到這個時候，兩人都會談論一些類似宏觀的國家問題。

　　按照馬魯蘭達的說法，哥倫比亞自從1938年取得獨立以來，國內經濟曾經盡力過數次高速發展，但從根本上說，國內絕大多數人並沒有能夠從這種經濟增長中得到任何實惠。

　　這一點，從一個數字上就能得到證明：1938年哥倫比亞獨立之始，國內人均收入為294美元，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到去年年底，哥倫比亞國內人均收入為354美元，增長不到六十美元。

　　這個數字就說明了哥倫比亞國內的赤貧人口在逐年激增，他們的超低收入攤薄了原本應該大增的人均收入。

　　在如今的哥倫比亞，占人口百分之六十的印第安、歐洲混血種人，以及大量的黑人、黑人混血種人缺乏政治地位。

　　按照憲法的規定，享有選舉權的選民，必須擁有一定數量的私人財產，僅僅是這一條，就將大部分哥倫比亞的赤貧人口排除在公民權之外了。

　　而真正在這個國家上流社會占據主導位置的，當然只能是那些富裕的白種人，那些西班牙統治者的後裔。

　　所以，歸根結底，哥倫比亞還是沒有從殖民狀態中解放出來，要解決這個問題所能采取的唯一辦法就是革命，革掉殖民者的命。

　　而對於李再安來說，他對哥倫比亞的貧富分化問題有不同的見解，實際上，這種見解可以說是基於所有拉美國家現狀的。

　　在李再安看來，包括哥倫比亞在內的所有拉美國家之所以出現諸如貧富分化、通貨膨脹難以治理這樣的問題，根本原因就在於治理宏觀的支配理論出了問題。

　　就像巴西，自從軍政府時代起，歷任巴西利亞政府都信奉四條經濟原則：首先一條，就是“蛋糕論”，包括巴西著名經濟學家德爾芬·內托在內的一批人都堅定的相信一點，國家治理經濟，必須首先將經濟這塊蛋糕做大，然後才能考慮如何分配的問題；

　　第二個原則，就是“積累優先論”。

　　他們認為，要想把蛋糕做大，就得把經濟增長放在優先地位，就得接受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現實；如果把改善收入分配和提高福利水平作為基本目標，就會影響積累和增長的潛力；

　　第三個原則就是所謂的增長與公平的“不相容性”原則。

　　他們認為增長與公平在一定時期內具有不相容性，所以，必須首先實現經濟增長，社會不公正會在強大的發展動力中逐步消除；

　　第四個原則就是所謂的“滴漏機制”和“溢出理論”。

　　這些所謂的經濟學家認為，收入不平等對於通過儲蓄促進投資和增長是必要的。

　　富人會把收入中的較高比例用於儲蓄和投資，窮人會將收入主要用於消費支出。

　　一個國家收入分配越是向高收入階層傾斜，儲蓄率就越高，經濟增長就越快，收入就越會通過市場機制“滴漏”在低收入階層身上。

　　這四大原則便是拉美各國普遍奉行的宏觀經濟理論體系，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一套理論實際上與先富帶後富的共同富裕理論大同小異。

　　兩套理論體系都看似可行，說起來都頭頭是道，實際上都天真的近乎愚蠢。

　　李再安很清楚共同富裕的利潤，最後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所謂的共同富裕路线，實際上就是“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餓死那些沒能富裕起來的，最終讓活著的人共同富裕”。

　　而在拉美各國，這四大經濟原則所炮制的宏觀經濟理論體系，便只能帶來一個貧富極端分化的結果，隨之產生的，便是難以遏制的通貨膨脹、在極富人群操縱下的政權跌宕、社會底層人群帶來的恒久騷亂與暴力衝突。

　　貧困與不公永遠都是造成社會動蕩的最直接原因，誰都不要將自己說的多麼高尚，當別人一頓飯花費數千甚至上萬美元，而你一個月的生活費只有不到一百美元的時候，連自己都養不活的時候，你會做什麼？

　　當你身邊有數百人甚至上千人都與你存在相同不滿的時候，你又會做什麼？

　　當這數百上千人聚集在一起，有人高呼一聲“既然不能體面的活著，咱們就戰斗至死”，在這個時候，你最可能做的又是什麼？

　　可以說，李再安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拉美各國目前種種社會問題的根本來由，當然，這種來由只是經濟上的因素，不包含政治上的因素，沒辦法，他玩經濟還算有一手，可玩政治還不到時候呢。

　　像類似李再安這樣的說法，馬魯蘭達還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觀點對他來說很新鮮，如果細想的話，也很有道理。

　　李再安沒有用他習慣用的那種階級劃分法，他口中所說的是利益階層這個詞，那些最先富裕起來並且注定還將繼續富裕下去的人是一個利益階層，他們是這個國家的真正統治者，任何傾向於普通民眾的政策都必然侵害到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會反抗，會利用種種手段使這些政策流產。

　　盡管對李再安這個人不怎麼喜歡，但馬魯蘭達卻很欣賞他的見識和眼光。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個毒販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個毒販除了金錢之外，還有他的人生目標，有他的畢生追求方向，如果同時他還有了與這些目標追求相配套的見識與學識。

　　那麼……警察恐怕就阻擋不了他了。

　　放回李再安是在收到贖金後的第二天，他被馬魯蘭達的人縛著雙手、蒙著眼罩，送到了一個不知名的地方，當天深夜，布倫特安排的直升機按照方位找到他的時候，他正茫然不知的睡在一個鱷魚巢穴邊上，如果不是營救者來得及時，他很有可能會成為那只懷孕母鱷的夜宵。

　　這一番變故，令布倫特對李再安的疑心盡去，他轉而對盜采黃檀木的事情充滿了興趣，當然，他心里想的最多，還是在一個適當的時候，提高從李再安生意中的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