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談話中，趙導談到了分在上影廠的第五代導演的命運不濟，上影當年注重的就是一種流暢的敘事手段，最接近於好萊塢與香港商業片的風格，分在上影廠的屬於第五代的張建亞、江海洋、彭小蓮的運氣不錯，一到上海，三年內就在上影廠的施予他們的優惠條件下開始拍片了。

　　當年電影局局長陳昊蘇大力宣揚娛樂片路线，徹底顛覆了中國以宣傳電影為主的面貌，他被認為是中國電影界的“戈爾巴喬夫”，毀滅了建國後建立起來的按部就班、自成體系的電影觀念。

　　娛樂片最後以不堪市場的衝擊而敗北，全軍覆沒，讓開了一條通天的大道，夾道歡迎狼奔豕突、狼子野心、狼心狗肺的好萊塢的所謂大片。

　　娛樂片路线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次不成熟的市場體系下的中國電影業的自毀長城，就像戈的改革，是一次對前蘇的徹底瓦解一樣。

　　就像百團大戰那樣，把幾支破槍爛鐵，拼拼湊湊地全部家當一下子推上去，從而贏來了以後中國電影數十年的被好萊塢大片壓制、圍剿的悲慘結局。

　　上影廠在娛樂片大潮中拍的槍戰、娛樂片應該說在當時中國的電影界是最嫻熟的，也最有可能晉級成香港電影的那種類型電影的。

　　江海洋拍攝的《一無所有》、張建亞拍攝的《三毛從軍記》甚至第四代女導演黃蜀芹拍攝的《超國界行動》都取得可觀的票房。

　　這類影片比長影廠拍攝的那些胡編濫造的革命題材影片、其它廠拍的一些故事生澀、場面幼稚的影片相比，的確具有著上影傳統施加在影片中的獨特天賦。

　　但是，第五代在上影也注定是悲慘的。

　　張藝謀、陳凱歌這些日後第五代的領軍人物，當年他們卻走的是一條與商業片背道而馳的路线，挑戰影像傳統，挑戰傳統價值，挑戰主流意識。

　　這些種種的近似於地下電影的額外元素，使這些影片更容易在商業片的無傷大雅的氛圍中脫穎而出。

　　在中國，政治的加盟，往往使一部電影充滿曖昧，吸引人們的關注。

　　《紅高粱》、《黃土地》、《一個和八個》這些影片中，無一不是充斥著對革命歷史的重新解釋與非英雄化的演繹。

　　當第五代導演在上海還在按照主流意識或者回避主流意識進行他們的討好觀眾的娛樂需求的時候，張藝謀那一幫們，卻在政治的邊緣地帶，挑起了一個熱點，憑借著中國微妙的對政治因素的運用，借力發力，打上了中國影壇，走向了世界影壇。

　　張藝謀們的成功的第五代無一不是在小廠、在娛樂片的領域之外，取得了國際性的名聲。

　　而上影廠的第五代，他們是當年最接近好萊塢電影風格的，但是他們不知道曲线救國的道理，幾十年如一日地拍攝那些明亮的、曲折的、流暢的但注定不敵好萊塢的娛樂片，最終，他們被淹沒在那些大同小異看不出個性色彩的打打鬧鬧的影片中，更風卷殘雲一般地隨著娛樂片的熱潮過去，被扔進了垃圾堆。

　　第五代的江海洋不得不去拍一部電視劇《一江春水向東流》，向老上海的經典電影暗中救援，企圖憑著這一根救命稻草重新激蕩上影的昔日輝煌。

　　上海，這個第五代里的領軍人物張藝謀棄若弊履的城市，現在日益成為世界電影的關注焦點。

　　一些境外的影片紛紛把上海作為背景，甚至連台灣的《第一次親密接觸》也把故事從小島搬到了大上海，最終因水土不服，成為一個過街老鼠。

　　在世界電影，甚至包括外國的科幻片都把上海作為背景的情況下，上影的本土導演的那種焦灼情緒是強烈的，眼看著一個個攝制組開進了一上海，一部部上海題材的電影代替了西部片的那種蠻荒與蒼涼開辟了娛樂電影的新領域，上海的導演可謂用心急如焚來形容，所以《做頭》導演百般抵毀第五代攝影師候詠拍攝的《茉莉花開》，認為電影中的上海風味不地道，這完全是一種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的心態在作怪。

　　在這樣的情況下，混在電影邊緣的趙土根導演的心里也是焦灼的，他想拍電影，但是上海電影的一躕不振，使他更是望電影而興嘆。

　　現在上影集團的大部分的電影，都是掛著上影羊頭，賣著港片狗頭的影片。

　　望著上海的那些高低明滅的樓頂，趙導百感交集。

　　上海這幾年幾乎像一個暴發戶，瘋狂一般地滋長。

　　站在樓頂上，看著別人的樓頂，真有一種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覺。

　　人們常說樓頂是建築的第五立面，樓頂的花里胡哨，就像女人對頭發的精心加工，放眼望去，那些第五立面千奇百怪，犬牙交錯。

　　作為一個藝術家，趙導不會像一個普通人那樣，只會把目光留在第五立面的表層，他在設想著，這些立面下的人是一些什麼樣的上海人呢？

　　他們的生活狀態是如何的呢？

　　近年來拍攝的上海電影，大多數是香港那幫半掉子電影人（還包括一部分日本人），對上海的一些皮毛的擷取，僅僅把東方明珠塔、外灘、白度橋等這些最外在化的東西作為布景，然後加入一些人盡可夫的人物，便組成了一部上海題材的影片，其幼稚與無關上海的程度，是一目了然的。

　　也許舊上海反映得最好的不是上海人，而當代上海表現得最好的，同樣不是上海人，真是可悲啊。

　　趙導正在神馳萬里、郁郁寡歡的時候，突然小兔推門而入，“錢主任，莎比暈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