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月之後，白支書的病徹底好了，我也當爹了。

　　媳婦給我生了一個大胖兒子，一家人都高興，只有我一個人心里明白，我又給社會主義造了一個小地主，他的命運將來可能也和我一樣。

　　當天晚上，我喝了點酒，趁著媳婦和兒子熟睡之際，把岳母從炕上改造到炕下，嘴里還一再喊著“改造改造改造！”

　　第二天媳婦問我：“你昨晚上改造什麼呢？”

　　我淡淡地回答：“我在說夢話吧！”

　　這天，白支書安排我跟她去看一個病人。

　　我老老實實地跟在她身後，來到了村後邊老烈屬張老太家。

　　提起張家，在我們縣也大大地有名。

　　張老太太的老頭子早年參加八路，被鬼子打死了，她一共三個兒子，解放前先後把兩個兒子送去當兵，一個死在渡江戰役，一個犧牲在剿匪的戰斗中。

　　剩下最後一個兒子，政府幫他成了家。

　　朝鮮戰爭爆發了，她又把兒子送去朝鮮，結果又犧牲了，家里剩下兩個寡婦，守著這屬的榮譽，也成了村里和公社驕傲。

　　每年縣里開擁軍優屬大會，都要請這婆媳倆到主席台就坐，好多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都請她們去做演講。

　　老婆子沒有什麼文化，也說不出什麼道道，都是媳婦講，她在一邊喊口號。

　　我爹被批斗的時候，這個老太太也在台上大喊：“打倒地主老財！”

　　下邊的群眾也跟著喊：“打倒地主老財！”

　　其實，據我爹說，老太太的男人打鬼子的時候，我爺爺還給她治過傷呢。

　　現在張老太住得房子就是我們家的老宅，她自己家的房子早已倒塌了。

　　對這處房子，我很小的時候在里面住過，印象不是太深了。

　　我不知道到這里來干什麼，只能跟在支書的後面。

　　進了門，白支書大聲地喊著：“張大娘在家嗎？”

　　里面沒有人應，我們又往里面走。

　　“張大娘在家嗎？”

　　白支書繼續喊著。“在呢，進來吧！”這時一個女人的聲音從里屋傳出來。

　　我跟著進了里屋，只見老太太和兒媳婦都坐在炕上。

　　可能是她們被宣傳的太厲害了，大人物見得多了，我們進來，她倆依舊干著手里的活，沒動地方。

　　白支書還是滿臉熱情地對老太太說：“大娘，聽說你不舒服，我給你請了個好大夫，讓他好好給你看看。”

　　老太太看了白書記一眼，好象沒聽明白。

　　白書記趕緊又說：

　　“我是新來的駐村干部，我叫白麗萍，叫我小白就行。”

　　老太太哼了一聲：“原來是白支書啊，你們坐吧！”

　　白支書沒坐，我更不能坐，她還是滿懷熱情地問：

　　“大娘，你哪兒不得勁啊？”張老太太回答：“不是我，是我媳婦，這兩天身上不舒服。”

　　“哦，我請了個大夫，給他看看。”

　　白支書說著衝我使了個眼色，我走到媳婦跟前：“嫂子，讓我給你把把脈。”

　　媳婦好像有點不大情願，她一直在聽我們說話，一句也沒插言。

　　把這個脈我用了足足有三分鍾的時間，才從媳婦的手腕上移開已經出汗的手指。

　　從白支書的表情看，她嫌我時間太長了。

　　我支吾著說：

　　“嫂子沒什麼大毛病，吃兩副藥養養就好了。”

　　這回輪到我給支書使眼色，我示意出去說話。

　　她明白了我的意思後，熱情告別：“大娘，嫂子，我們先回去了，有什麼事找我就行，我會經常來看你的。”

　　出了院門，白支書一把拉住我說：“到底是什麼病，在她家里當面不好說。”

　　我說：“她懷孕了。”“你說什麼？再說一遍！”

　　我說：“她懷孕了！”

　　“你小點聲，這可不是開玩笑的，如果你診斷錯了，可是要負責任的，這可是影響到咱們村、咱們公社的大事。”

　　我說：“我敢拿性命擔保，她絕對懷孕了。”

　　那個時候寡婦懷孕可不只是個人問題，領導干部要是作風問題，要丟官罷職，普通就是流氓行為要掛上破鞋游街示眾。

　　可她是烈屬，人物特殊，傳出去就是給黨抹黑，是政治事件。

　　所以白支書並沒放我回家，而是單獨把我叫到辦公室里，關上門。

　　首先她宣布這個消息絕對不能讓其他人知道，讓我管好自己的嘴。

　　其次，她讓我替她拿個主意，因為這事兒她既不敢向上級匯報，也沒有人可商量。

　　我琢磨了半天說：“如果能把孩子拿掉，這件事兒就可以大事劃小，小事劃了。”

　　白支書說：“對呀，可是怎麼拿呢，誰會拿？”

　　我想了想說：“書上說現在可以手術流產，估計得到省城的大醫院才能做，傳統的中醫也有過一些方子，我可從來沒用過。”

　　白支書畏難地說：“到省城動靜就大了，我看不行，你就試試。”

　　我說：“這我可沒有把握，萬一出什麼事兒……”她這回倒爽快：“出什麼事兒，我擔著，還有什麼事兒能比眼的事兒更大嗎。”

　　聽了她這話，我還是不太放心，不是對她不放心，是對我的方子不太放心。

　　於是我說：“這得她配合才行，到時間會流很多的血，應該讓她有個思想准備。”

　　白支書一揮手說：“這個事兒你別管了，我會找她談，自己犯了錯誤，要是不配合，大家一起完蛋。”

　　我看出來了，白支書是真的著急了。

　　我也不敢怠慢，趕緊起身到鎮上抓藥。

　　等我抓藥回來，烈屬媳婦還在白支書的辦公室里坐著，眼睛好像剛才哭過。

　　我叫了一聲嫂子，就把藥放到桌上，然後告訴她怎麼煎，怎麼服用，注意些什麼。

　　打發走了媳婦，白支書長出了一口氣。

　　她對我說：“牛大夫，如果這件事兒辦好了，你可是為黨的事業立了大功啊，人民不會忘記你的。”

　　我謙虛地說：

　　“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是我應該做的，如果我做不好，願意接受人民的處罰。”

　　在那幾天緊張的日子里，我天天晚上到白支書的辦公室轉一圈，打聽一下結果，因為我不能自己去烈屬家，白支書就成了義務的赤腳醫生，她親自去指導烈屬媳婦孕婦，觀察她的反應，甚至陪她一起上廁所。

　　終於，三天後的一個夜晚，白支書興奮地告訴我：“下來了，好多血，得流了一盆子。”

　　我也暗自慶幸，說實在的，這個方子我真的一點把握也沒有。

　　於是，我抑制不住激動地說：“謝天謝地，我心里的一塊石頭總算落地了。”

　　她說：“你不是說很有把握嗎，還拿性命擔保，怎麼你也擔心。”

　　我不好意思地說：“我是看到你著急，才那樣說的，要不然，你能急出毛病來。”

　　她聽了這話，感激地看著我，柔聲地說：“幫我按摩一下吧，這幾天把我緊張壞了。”

　　我開始給她按摩，她像是自言自語地說著話：“下鄉的時候，算命的說我有貴人相助，看來算得一點也不錯，最艱難的一關終於過去了，我還有什麼可怕的……”我一邊聽一邊心里納悶，共產黨的支部書記還相信算命那一套，我不是聽錯了吧，按著按著，我感覺她好像睡著了，可我剛一停手，她就對我說：“別停，繼續。”

　　我不得不繼續按摩，她接著說：“烈屬這件事兒，是咱們倆人之間的秘密，對誰也不要說，這可關系到咱們兩個人的前途命。實話對你說吧，我到這個村里來下鄉，也是迫於無奈，本來在縣城找了工作，可是由於其他的原因就到你們公社來了，公社機關人滿為患，我就被派到鄉下了。像我這種沒有門路的人，也只能下來鍛煉了。”

　　聽了她的這番話，我心里有點激動，她能對我說這些話，就是沒有把我當外人，甚至把偉大事業中個人的實際情況都告訴我了，我一個地主還有什麼奢求，只能全身心義無返顧地支持支書的工作，甚至不惜用生命來報答她的信任。

　　見我沒說話，她問我：“你在想什麼？”

　　我趕緊回答：“我在想，我要用什麼樣的行動來報答您對我的信任，我一定好好工作，不辜負黨和貧下中農對我的期望。”

　　她面帶微笑地說：“你有這個認識就很好，這村里，我就願意和你說話，如果不是你的成分問題……”“你不是說過嗎，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

　　我接過話後，又把話題轉了一下說：“烈屬媳婦告訴你那個讓她懷孕的男人是誰了嗎？”

　　她一下子睜開眼說：“沒有，她只說是回娘家的路上碰到壞人，雖然竭力反抗，但畢竟打不過男人，所以……”我說：“一般情況下被強奸懷孕的幾率非常小，我懷疑後面可能有個男人，如果不及時發現並加以制止，懷孕的事情還有可能發生。”

　　她一聽我這麼說，示意停止按摩，並讓我坐到她的對面，一臉焦急地問我：“那你說怎麼辦，要不再給她吃點藥，讓她永遠也不能再懷孕，還是向上級報告。”

　　我看她心急火燎的樣子，笑著說：“沒那麼嚴重，我有一個辦法，不知道行不行。”

　　“有什麼行不行的，你快說。”

　　“女人犯這方面的錯誤是因為想男人，我們何不對症下藥，就給她找個男人。”

　　“讓她改嫁，這可不行，不要說別的，她婆婆那一關就沒法過，再者以後做報告她怎麼參加，上面問起來我怎麼交待。”

　　“你別忘記了我們村還有一個殘疾軍人，他為了不拖別人，才拒絕組織多次給他介紹的對象。有一個姑娘甚至跑到了他家里，哭著喊著要照顧他，可他還是把人家趕了出去。到現在一直一個人過，如果把他倆撮合到一起，讓媳婦帶上婆婆，也算有仁有義，三個人一起去做報告，豈不是擴大了我們村的影響。”

　　白書記一巴掌拍到我的肩膀上：“你這個人就是有辦法，就這麼定了，我先去做做他倆的工作，然後向上級匯報。”

　　我不得不佩服我們支書的能力，經過她的努力，終於促成了烈媳婦和殘疾軍人的婚事，烈屬媳婦要帶著烈屬婆婆改嫁，殘疾軍人沒有意見。

　　結婚那天，村里敲鑼打鼓，張燈結彩，真正舉辦了一個革命化的婚禮。

　　公社的領導都來了，還有一名縣里的領導也參加了。

　　在在眾多的客人中，還有一位一開始大家並不知道的新聞記者。

　　我作為一名工作人員，負責接待工作，心里特別開心。

　　因為從內心深處講，我才是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不但解決了支書的難題，而且也幫著一對曠男怨女找到了歸宿，也算做了一件大善事。

　　白支書作為大紅媒，著實被各級領導好好地夸獎了半天，並被灌了不少白酒。

　　我見到她時，她滿臉通紅的嘴都合不上，好像忘記了場合似的，衝著我直豎大拇指。

　　沒過幾天，我到從大隊部經過，白支書在門口召呼我過去。

　　我來進了隊部，她滿臉興奮地拿了一張報紙給我看。

　　我拿過來一看，上面黑字大標題寫著，《駐村干部當紅娘，功臣烈屬接連理》。

　　原來上面寫的就是我們村殘疾軍人和烈屬媳婦結婚的事兒，最讓支書開心的是還有一張照，是白支書給他們主持婚禮。

　　我也高興地說：“你上報紙了，祝賀，祝賀！”

　　她也高興地看著我說：“這里面可有你大大的功勞，如果沒有你，我那能有現在的成績。”

　　我說：“白支書，你可別這麼說，你放著城里優裕的生活，跑到我們這個窮鄉僻壤來帶廣大貧下中農搞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感激你還來不及呢。再者，沒有你的教育幫助，我這個赤腳醫生也干不好哇。”

　　聽我這麼說，她看著我若有所思地對我說：“你的醫術這麼高明，我想應該把你推薦到公社醫院去，更好更多地為人民服務。”

　　“那感情好了，可我的水平真的能到醫院里當醫生嗎？”

　　“絕對沒問題，我已經給你在公社宣傳過了，那里的院長表示，如果缺人的話，就准備抽你過去。”

　　我有點擔心地說：

　　“支書是一片好意，我心里明白，可是誰讓我出身不好呢，少不了要給支書添麻煩。”

　　她見我這麼說，一拍我肩膀說：“我不是說過，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你的歷史問題我也知道，不是那種罪大惡極的情況，也基本上沒有什麼民憤，就是當時你爺爺一念之差。”

　　能從支書嘴里說出這番話，我心里簡直感激的不知道說什麼好：“只要支書有這個心，我就感激不盡了，至於成與不成，我心里永遠也不會忘記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