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抓藥的路上，我忽然高興起來，我是替誰來抓藥啊，是替黨支部書記，村里的最高統治者，如果能攀上這棵大樹，我還怕那些革命群眾再欺負我。

　　想到這些，我不禁興奮起來，加快腳步，沒注意地上的一塊磚頭，摔了個嘴啃泥。

　　正好走過來一群上學的孩子，對著我笑得直不起腰來。

　　有個膽大的還走過來問：“玉成叔，撿到什麼寶貝了沒有。”

　　我知道他是在笑話我，可是還得裝著沒事兒似的回答：“撿了一塊錢，來，給你賣糧吃吧。”

　　他也知道我是逗他，答應著就是不過來，我本想抓住他擰一下他的耳朵，沒成功，就繼續逗他：“吃了我給錢買得糧能考一百分，不吃，只能扛鴨蛋了。”

　　盡管跌了個跟頭，我不定期是早早地就把藥抓回來，並且親自熬藥，憋足勁要在黨的面前好好表示表示。

　　熬藥的過程中，我忽然想起來自己答應的蜂蜜。

　　到養蜂人家里去拿已經來不及了，怎麼辦，只能到嫂子那里碰碰運氣了。

　　於是，我把熬藥的事兒交給了岳母，自己朝嫂子她公婆家走去。

　　嫂子自從生了孩子以後，就搬到了公婆家，為此，我們也很少見面。

　　到了院門口，大門開著，一個孩子正坐在院子里玩，我喊一聲：“大伯！”

　　嫂子從屋里走了出來，她一見是我，沒有往屋里讓我，而是站在那里，仔細地打量了我半天才說：“我爹（指她公公）上工去了。”

　　我說：“嫂子，我就是找你。”

　　“找我干什麼？”

　　長時間沒見，話語里有了點生分。

　　我趕緊解釋說：“我想問問嫂子，上次我給你弄得蜂蜜你存得還有嗎？”

　　嫂子一愣回答：“哦，你說那蜂蜜啊，可能還有點。”

　　我有點激動地說：“你快拿給我，我有急用。”

　　嫂子沒好氣地說：

　　“什麼重要人物想吃啊，看把你急的，是不是又找了新相好了。”

　　經她這麼一說，我倒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了，臉紅著說：“是咱支書需要，嫂子你想到哪兒去了。”

　　“哦，又巴結上支書了，本事不小嗎，我說的這麼長時間也不來看看嫂子呢。”

　　我不知道該怎麼對她解釋，只能哀求道：“嫂子，你就別拿我開玩笑了，我是什麼人哪，我自己心里最清楚，你就別糟踐我了。”

　　嫂子看到我的可憐相，“撲哧”

　　一下笑了，抱起孩子，往外就走。

　　我小心翼翼地跟在她後面，本想緊走幾步，把孩子要過來自己抱一抱，可是看今天嫂子的態度，我又不敢太親近了，再者走在大街上也怕貧下中農看見。

　　到了嫂子家，那曾經熟悉的院落，熟悉的房門，以及屋里的擺設，都已經有點陳舊感了。

　　這些曾經給過我多少快樂與激情，讓我魂牽夢縈，現在卻有了一種真實的陌生感。

　　我不禁有點傷感，嫂子看我一臉木然的感情，問我：“怎麼了，不認識了？”

　　我有點傷感地說：“沒什麼，這里你好長時間不來了吧？”

　　她把孩子放到炕上說：“是啊，一個人在這兒有什麼意思，沒人疼，沒人愛的。”

　　我見嫂子這麼說，不禁上前一步，把她摟在懷里。

　　看她沒有拒絕我，我更加大膽地撩起她的衣服，露出了兩只鼓漲漲的奶子。

　　我把雙唇湊過去，輕輕的含在嘴里一吸，一股甜的液汁滋了我一嘴。

　　這時，一雙憤怒的眼睛正瞪著我，他兩個小手揮舞著，像是在抗議。

　　我趕緊把嘴抽了回來，嫂子回頭一看，也笑了：“這小鬼才多大呀，就知道護食了。”

　　我也對小家伙主說：“好了，叔叔不搶你的好吃的，叔叔給你媽媽好吃的。”

　　小家伙像是聽懂了似的，依舊舞動著小手，笑了。

　　我們在一起的全過程都在小家伙的笑容下完成，一開始面對著第三雙眼睛，我還覺得有點不太適應，可後來一想，這才多大個孩子。

　　於是就放開膽子，借著上午還沒“改造”

　　完的余威，讓嫂子著實過了一把癮。

　　完事之後，嫂子說：“多日不見，你小子長能耐了，還多了不少花樣，跟那個女人學的。”

　　我只是看著她笑，一句也不回答，伸過手去逗孩子。

　　她也去幫我找出了蜂蜜，我拿到手里說：“謝謝嫂子！”

　　嫂子說：“本來就是你的，謝什麼謝。”

　　我怕耽誤時間長了讓別人撞見，就匆匆的告辭了。

　　我把熬好的藥裝入一上唐瓷缸子，外面罩上布，提著直奔隊部而來。

　　社員們剛收了工，找著各種家什往村里走，我接連地打著招呼，一直來到隊部。

　　進了門，我看見白支書正跟大隊的幾個干部說著什麼，她見我進來，毫不客氣的說：“我們在開會，你先在外面等一會兒。”

　　我沒趣地走了出去，不想站得離隊部太近了，讓別人看見還以為我是等著挨批斗呢。

　　就走到不遠的大樹下，假裝乘涼，時不時和走過身邊的人打個招呼。

　　天漸漸黑下來了，遠遠的我看見小矬子趕著一群羊從村邊走過來。

　　自從那次被他叫醒，我很討厭見到這個家伙，當他走過身邊的時候，我故意假裝沒看見，把眼睛朝著天邊的那片淡紅的雲彩。

　　“呸！”

　　一口唾沫吐在地上，小矬子仰著頭走了過去。

　　我真想扔塊磚頭砸死這小子，可是我不敢，我真的不敢。

　　這時從大隊部里傳來人聲雜踏，我知道是散會了。

　　當我再次走進隊部時，白支書像換了個人似的，顯得非常熱情。

　　她正在打開煤油爐，准備自己做飯，看我進來，放下手里的家什，讓我在凳子上坐下。我把熬好的藥放到桌上，給她交代了藥的服用方法。

　　她認真的聽著，甚至找來一枝筆要記一下。

　　我又不厭其煩地重新交代了一遍，最後，她問：“這藥多少錢？”

　　我回答說：“什麼錢不錢的，以後再說吧。”

　　她認真地說：“這可不行，不拿群眾一針一线，這可是我們的紀律，你要是不要錢，這藥我可不吃。”

　　我見她這麼堅決，就告訴了她價錢，她一分不少地數約我，看我裝到兜里才高興地說：“這樣才對！這樣才對！干革命工作就得一是一二是二，不能拖泥帶水，不能馬馬虎虎，不能占群眾的便宜，不然，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不會放過我們的。”

　　我連聲說是，並表示一定要好好學習，不斷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她聽了認真地說：“這就對了，不要覺得自己成分不好就放棄學習和改革，偉大領袖毛主席說：‘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個人政治表現。’我看你比較善於學習，也自覺受貧下中農的教育，勇於改造自己，將來一定以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我聽了她的話，心里熱乎乎的，有點感激地說：“我也能成為有用的人？我也能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添磚加瓦？”

　　她接過話去：“能，當然能，你現在給群眾治病就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我們黨有統一戰线，決不會拋棄一個願意改造自己的人，盡管他原來有可能是我們的敵人或者是斗爭對象，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嗎。”

　　我可能有點激動過了頭，大著膽子問：“我的成分能改嗎？”

　　白支書一聽愣住了，兩只眼睛像瞅一個怪物似的看著我，我知道自己問錯了問題，想糾正可又不知道怎麼說，我猶豫了半天，還是解釋道：“白支書，我是說，我的孩子是不是能夠改成分。”

　　白支書終於說話了：“雖然我們黨對成分有政策，但是我還沒聽說改成分的說法，總之，只要表現好，群眾還是歡迎的。”

　　她的這種回答，讓我感到一種莫名的悲哀。

　　從大隊部出來，我越想越恨自己的爺爺，掙了錢干什麼不好，就是多娶幾個小老婆也比買地好，掙個地主的成分，自己一蹬腿走了，讓子孫後代替你受罪。

　　如果他要是真的像劉文彩、黃世仁似的欺壓過良善，糟蹋過貧下中農，也我被斗爭也活該，中國有句老話叫父債子還嗎；可他偏偏沒有做這些事兒，一輩子替人看病救死扶傷，根本不懂得種地，地租給別人，往往被人所騙，別人一掉眼淚他就免了一年的租，大家背地里都叫他“大善人”（並不夸他，而笑話他傻），該劃地方的時候，沒有人給他說話，也沒有人敢給他說話，地畝擺在那兒了，他不是地主誰是地主，如果一個村里沒有一個地主，這土地改革還怎麼進行啊。

　　我爹為什麼不行醫啊，不是他不喜歡這一行，是他看不慣這個世態炎涼，別說我們村了，就是這十里八村的，哪一家沒讓我爺爺瞧過病，反過病好了就不認人了，你就是地主，就要踩上一萬只腳，就要你永世不得翻身。

　　我生在這樣一個家庭里，一輩子就是讓人斗爭的，讓人當耙子的，你覺得自己冤，告訴你，如果你敢站在村頭上喊一聲“冤”，那個放羊的小矬就敢把鞭子抽到你臉上。

　　我越想越覺得自己很絕望，很無助，不但是我，還有我沒有出世的孩子，也將在的家庭成分上填寫“地主”。

　　我有資格生養孩子嗎？

　　再造一個像自己一樣的被斗爭對象，再造一個活耙子。

　　不知不覺，我走出了村子，翻過了北坡，滾滾的河水擋住了我的去路，當時我真想跳下去，去找地下的哪個爺爺算賬，自己也一了百了。

　　一棵樹根把我絆倒了，連樹根都和我過不去，我趴在地上放聲痛哭。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我從迷迷糊糊中醒來，滔滔的河水，滿天的星斗，一身的泥土，疲憊的身子，我還得回到那人現實的世界，還得老老實實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夾著尾巴做人，踏踏實實做事。

　　以後，我還是天天送藥給她，再也沒討論過成分的問題。

　　吃了幾副藥之後，白支書當面對我說她的身上覺得有勁了，夸我醫術高明。

　　我也不敢再說別的，只是謙虛地說：“有可能是蒙上了，有可能是蒙上了。”

　　她一聽不高興了：“怎麼能是蒙，看病也是干革命，來不得半點馬虎。”

　　我趕緊說：“對！對！”

　　她看到我唯唯諾諾的樣子，開心地笑了。

　　笑過之後，她又有點不好意思地對我說：“我有個老毛病，每個月都要疼幾天，一疼起來就什麼也干不了，這回下來駐村，最擔心的就是關鍵時刻不能和廣大貧下中農一起戰斗，你能不能再幫我治治。”

　　我一聽她說的是痛經，我心里高興，這算她找對人了。

　　我前面說過，我雖然是赤腳醫生，什麼內科外科都懂點，但我一直感興趣的是研究婦科，所以，她這麼一說，我心里就有數了。

　　我問她：“到沒到醫院看過？”

　　她回答：“去了許多醫院，老醫生都下放了，年輕的也沒什麼醫術，治了一段時間也不見效。”

　　我說：“把手伸過來，讓我給你把把脈。”

　　她乖乖地把手伸了過來，我仔細地摸了半天，心里有數了。

　　我對她說：“我給你開個方子，得到縣醫院去抓藥，吃完十副，如果這個月覺得有效，下個月我再給換換方子，再吃十副，如果繼續見效，我再給你換個方子，再抓十副，你的病就會痊愈了。”

　　她聽了以後，有點著急地說：“這也太慢了，前後得三個月時間，能不能再快點。”

　　我說：“這就是最快的了，你這麼多年落下的病，一下子總是好不了。”

　　她拿起藥方看了看說：“還是你去抓吧，我聽你安排。”

　　我不敢怠慢，第二天就進城，抓齊了藥，回家繼續給支書熬藥。

　　第一個月，她對我說確實比以前疼得輕了，但還是疼。

　　我勸她注意休息，可她還是堅持天天到地里和社員們一起勞動，這一點也著實讓我感動。

　　我覺得一個女人家拋頭露臉不說，還要干男勞力們干得活，真是不容易。

　　為了表示我對支書工作的支持，我專門研究了推拿按摩的知識，當然是先在我岳母和媳婦身上練習，到了能把她們按摩睡著，又能讓她們從睡夢中醒來的程度，我才給支書提出。

　　起初，她還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這是不是資產階級的享受啊，我可不行。”

　　我機智地回答：

　　“這不是資產階級的享受，是赤腳醫生為人民服務。”

　　她倒也不封建，試著讓我做了兩回，覺得很舒服，就讓我繼續給她做下去。

　　經常，她坐在板凳上老老實實地讓我按摩，按摩之後還夸獎我的手藝好。

　　“一天的勞累都沒有了，沒有了！”

　　有時她會看著我說：“你還真有兩下子，我還真有點離不開你了。”

　　她雖然是在開玩笑，但是我覺得她說這話時，才真正的像一個女人。

　　不過，這種服務與玩笑，也只是在我們兩個人之間，當著外人的面，她依舊是高高在上，我依舊是被斗爭的對象，這個我能理解，我也從心里願意給她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