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文官政府的失勢，昔日由巨型企業、幫派和腐敗無能的政府組成的社會高層一起對社會中下層壓迫的威權同盟開始解體，自由主義運動再次在自由燈塔中傳唱，礙於現在燃遍全境的戰火，統一又足以傾覆哥倫比亞的自由之聲還無法完全得到響應，不過作為其影響的一種形式，在幾乎失去整個文官結構的黃金州聯邦政府里，一種弘揚自由主義的思想以知識分子為核心開始傳播。

　　 這種自稱“解放一切個人之自由”的運動的中心是一位薩卡茲人，他的血系在多年前移民到哥倫比亞，其本人也在哥倫比亞出生，可以說是土生土長的哥倫比亞人，盡管他沒有哥倫比亞戶籍。

　　 起初在購置北方殖民地與黃金州工業開發被同時通過前的幾年，這位薩卡茲人已經在利用私人電台傳播他的思想，這種電台欄目完全沒有向管理局備案，也沒有花錢購買自己的頻道，他還經營著實時欄目熱线與收聽電台欄目的人交流，那時已經在傳播十分危險的思想，但一方面是難以抓到他，另一方面是這種無聊又沒有收益的私下小團體能顯著給死窮鬼提供樂子，還有不少如抓到他也收不到錢等瑣碎的理由，總之他被允許經營非法欄目到了虛榮之火燃燒，那之後他便結束了電台運營，只是留下了“之後我將在全國隨意活動，希望轉述給其他人的可以自由轉述”的話，隨後消失了一段時間，再次出現時已在黃金州中組建了自己的“個體自由陣线”。

　　 在這群自由主義者中似乎沒有很具體的政治理念，他們的政治意見與其說是治國的方法倒不如說是生活哲學，簡單的概括下來，他們的一切邏輯都基於“關我屁事”，這些自由主義者認為應該淡化法律與警察的作用，一個人不應該是“擔心被法律懲戒”或者“如果不這麼做，他會被罰款”才這麼做，同樣也不該存在社會道德的批判，一個人之所以行事，理由有非常多，可能來自當天的心情，也可能來自他的一貫作風，更可能是受到了迫害所致。

　　 舉個例子，見人不救是值得正常社會唾棄乃至是法律懲處的，但在這些自由主義者看來則未必，他們認為社會把不必要的負擔強加在了個體身上，就像自認為管理學修養很高深的管理者為抓到了小辮子來聲斥乃至懲罰員工感到高興一樣荒謬不羈，如果他不願意，可能是心情不好，也可能是被公司強迫加了幾天班真的提不起勁，憑什麼去綁架他在超出他本來的“個人能力范疇”來做多余的事呢？更何況他已經被公司壓迫過了，他不但已經完成了自己的那部分，甚至被公司要求付出了更多，他不救人不是公司的錯嗎？公司需要競爭？那不是社會和國家的錯嗎？

　　 如果只有這麼多，它毫無疑問是一種反動的利己主義，但同時他們還在支持建立一種新的個人道德關系，他們也因為個人主義態度認為沒必要進行任何報恩的形式——“我這時願意幫你，只是因為我願意幫你，我甚至不需要記住你，你也不該為我的幫助感激我，你只需要感激一個‘非我的我’，如果這份感激不會消失，那就如我所做”。

　　 這幫人用相似的態度面對家庭和社會責任，他們認為社會責任與社會契約關系會更優先一點，只限這里法律應該嚴謹，因為努力是為了“我”去獲取那個地位和其他“我”的信任來牟利，一個人大可以瀆職，只要他做得到騙過所有人，不是指利用強權（不過說到底，在這種社會中不存在強權，按他們的說法就是“沒有任何人擁有權力”）藏起來，而是真真正正的使此事約等於消失了，那麼這也是“我的權力”，不管屆時到底有無此事，這是個人的能力，也有些人認為，如果真正的擁有某種方式，不論是收買還是暴力，總之你可以真真正正的把一個“非我的我”掌握在手里，從精神到肉體完全的工具化了，完全的把“我”掌握、物化、可以知道一切變化了、可以掌握一切後果了，那麼對其他人的私有也是可以允許的。

　　 盡管其中的思想在實行起來應該會有很大困難，但這種為了個體自由的平權運動正在感染很多人，在更集權的保守政黨那里他們被稱為民粹主義者和赤匪套著哲學外衣的可憎造物，集權進步政黨卻認為他們是狂妄自大的、自私自利的極端利己主義者，泰拉國際則相信他們是一種具有互助色彩的無政府個人主義者，他們自己偏愛自稱為“自我主義者”。

　　 如今自我主義者們正在積極的煽動自由之聲，從個體戶到企業再到民族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都在為這群人的動向感到不安，如果他們把個體解放進行到下一步，世上還會有哥倫比亞嗎？

　　 ——我把無當作自己事業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