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多年前，正義黨的創立者胡安就在玻利瓦爾軍中服役，為不論是賣國者還是單純的反動政府獻上忠誠，隨著時間的流逝，他逐漸接觸到了政治思想，在高盧革命前就成為了如今黑衫軍黨魁的筆友，那時的記者尚是地下公社一員，當然，那位記者從未說過他的真實身份，在胡安眼里的他就只是個略有名氣的、背地里信社會主義的新聞工作者。

　　 盡管政治理念之間存在不少分歧，胡安依舊與這位未曾謀面筆友學到了一些社會黨視角的理論知識，又在與未來妻子談戀愛之余，同時兼顧著三方面的努力，在他與妻子結合並真正發現她的政治理論不是說著玩的之時，不久總統便被聯合公司的探子在廣場上擊斃，軍隊和警察趕到現場逮捕了殺手，他連逃跑都沒有嘗試，反而拿出了自己的職員證，就這樣，雖然全國任何人都知道幕後黑手是誰，殺手依然被判無罪而大搖大擺的走出了法庭，宣告此事的法官說出判決的手與聲音止不住顫抖的樣子震驚了所有人，隨後他當庭面對身後的畫像喊出了“公道已亡”的口號便自殺殉職，這既是玻利瓦爾人的政治意識迅速覺醒的契機，也是胡安夫婦對“正義”痴迷的開始。

　　 隨著玻利瓦爾人愈演愈烈的游行示威與對無能政府的排斥，同樣的思想在軍中流傳，胡安則建立了自己的小團體，明確對罷工和游行等行為采取鎮壓手段，另一方面卻利用軍中關系庇護投靠到他名下的工會，在多地則不時暗示軍隊放任工人戰斗，逼迫落實公民的人均教育權與國家醫療保障，同時對外資采取了比較溫和的贖買態度，這一切使得上校之名在人民間傳唱，溫和的左翼與期待國家民族獨立的右翼被他團結在了一起，至此“正義黨”正式建立起來。

　　 誠然，胡安作為一個出生於舊秩序的軍人已在自己的精神領域領會了何謂“正義”，他的這種民粹與獨裁一體的主張仍舊為人詬病，公然對無法拉攏的在野黨的迫害也是家常便飯，禁止游行同樣代表了他渴求成為一種“民主的皇帝”，這些政治理想與現實私欲的衝突環繞了他多年，隨著正義主義被變為一種人人相傳的政治主張，他越來越意識到每個卡里斯馬型的宿命——無人可治身後事。

　　 為了增加支持者和躲避聯合公司的刺客，他懷著對卡里斯馬自身的擔憂進入了多索雷斯，在那里見到了正在當正義英雄的男孩，比起面對一位活生生的海嗣的恐懼，水月口中說出的話吸引了注意，也就在這時，卡里斯馬的缺陷被彌補了，理想與現實真正的面對面並粉碎了現實的一萬種“有生之年”和“不過為凡人”的借口，胡安當即邀請水月加入正義黨，向他說明了正義黨過去不曾有但今後將實行的方針，他的理想化身只是在聽到這是英雄之路便即刻答應了下來。

　　 現在的正義黨與過去的胡安主義產生了一定變化，比起更現實卻更妥協的過去，如今的正義黨不再高度依賴某個統治者的“國家自強計劃”，它相信能將全國團結起來以對抗聯合公司為首的外資與列強各國，同時它又信任一種進步的道德主義可以分辨國內的反動派來進行自我完善，正義黨本身需要承擔的是階級間的潤滑油與當代道德的捍衛者而不是獨裁者的機器，在正義黨夠不到的地方，一位憑借直覺、普世博愛與永世不朽的總能自我完善、追上時代浪潮的卡里斯馬型會與正義黨互相牽制，它們會互相完善、互相督促，這樣就可以實現真正的“社會正義”。

　　 ——一個連英雄夢都不敢做的國家，難道還敢於成為人民的英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