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盧公社的覆滅如同恥辱，當反動派團結起來出賣國民的時候，就連最堅定的國家主義者都為之困惑，不用說戰斗到底的烈士們了，在察覺那些該被挫骨揚灰的反動派干了什麼之前，我們依舊夢想著能得到來自他們的綏靖，畢竟他們可以綏靖任何人，包括科西嘉一世那個革命叛徒，而我們換來的卻是血和死亡。

　　 逃離高盧的路程滿是荊棘，不只是來自帝國主義的禁運和跋山涉水本身的人員流散，這次失敗讓許多黨員選擇了更“戰斗的社會主義”道路，一些相信掌握權力先於信仰正義的同志投身於階級調和與浪漫主義，一些被逼瘋的才華橫溢的同志低語著種族主義和神秘主義墜入深淵，還有懼怕第二次高盧公社屠殺發生的同志轉向軍事主義、專制主義和更多極端民粹思想。

　　 流散中前往哥倫比亞的一支同樣充滿了革命悲觀主義，隨著時間越來越多轉變為喪失革命信仰的普通市民，這種狀況直到“稀音”同志入黨為止。

　　 很難說黨是什麼時候認識“稀音”同志的，值得采信的說法是：她在一次大學社團活動（或許有些泰拉人不知道大學和社團的意思，請想象為…王酋、蘇丹、皇帝的兒子去的學校，這叫“大學”，因為他們長期住那里，呃，對，他們有錢為一個人或者說很多，好吧，為皇太子一個人甚至是貴族的兒子修的大殿，他們住一起學習，所以有些微服私訪的運動，這就是“社團活動”）中進入工廠采訪，在那里接觸到了社會主義思想，隨後在一些或許顛沛流離或許與世隔絕的生活中，她出於某種理由堅定的投入了這偉大正義的事業。

　　 從一定程度上說，“稀音”同志是反傳統的，甚至是反黨的根基的，她主張對政治言論進行“解凍”，允許反動派和保守派“說話”，比起吸取教訓轉化為無產專政，她主張一種議會制的“泛左翼專政”形式，與以往的泰拉國際主流不同，她也在自己開辦的（也是其擔任幾乎所有職業的）《新時代報》中提出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相較於封建主義、專制主義和廣義上不同反動派的先進性，這種行為簡直是給資產階級遞刀子，要是資本主義真的那麼好（或許這是事實？）不就人人都去搞了？誰還會革命！可她的主張確實在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大行其道的哥倫比亞吸引了大量讀者，這中間的不少人在和她電話溝通、對罵後成為了一般被認為是投機主義者、革命意志不堅定的抱著試試看心態的保守派和興趣左派，這些人是如今組織里的一大政治力量。

　　 大體上“稀音”同志對組織建設沒有什麼干涉，放任所有人在《新時代報》上發表看法，讓他們自己看彼此的思想來互相對罵，增加了黨內的不和諧風氣，但引起組織注意的提案會被帶到議會進行商討，這或許是她在建設上唯一的貢獻，這個人的仁慈是不可思議的，她的懷柔思想和階級調和、妥協欲望充斥著方方面面，《新時代報》專有幾期提了“同路人”和“無聲又廣泛存在的中間派”，她大篇大篇的聲稱“革命中會出現很多機會主義者和搖擺不定的中間派，他們是無法杜絕的，廣泛存在於任何革命中的，他們是革命的同路人，但不能依靠他們進行革命”，卻又會特意提醒道“一些革命誤區認為搖擺不定的是可恥的、革命叛徒、陰謀家和蛆蟲，但應該明確的是：公眾總是折中的不堅定的，一味把革命的錯誤怪在‘滲透的叛徒或者精於偽裝的野心家’身上無法掩蓋組織的不足，比起把大量資源用來處理誰更革命誰更不堅定這種問題上，不如簡單的反腐，把重心放回社會改造上去”。

　　 盡管從各種意義上都不盡人意，“稀音”同志與其思想已經成為了目前組織的主流，許多被她團結來的“可以改造的人”（她如此形容）與舊泰拉國際成員構成了這場社會實踐的一部分，它會前往何方仍是不可知的。

　　 ——武器的批判無法代替批判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