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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研究蘇聯與東歐國家的貿易時，即使是穿越過來的羅曼諾夫也被官僚化的蘇聯共產黨底线震驚了。該制度旨在確保一定的經濟產出、一定的增長率和無產階級一定程度的物質享受。

　　 但結果是，盡管蘇聯能不斷援助原材料與資源給東歐國家，但東歐國家生產的產品也只能跟蘇聯貿易，這就讓東歐國家很不滿。

　　 另外是蘇聯有兩種盧布，一種是現金盧布，另一種是帳面盧布。前者價值是後者的十幾倍，後者字面意思一樣就是帳面上的數字，根本無法轉換成現金。蘇聯在國內貿易與經互會國家貿易老是使用帳面盧布結算。但在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中，它使用現金盧布，可以兌換美元、黃金、白銀或其他任何東西。

　　 帳面盧布比美國政府的印鈔美元更無恥，至少美元真的能進行兌換。蘇聯盧布並非如此。

　　 但在1985年，蘇聯對東歐國家的控制依然很強大；經濟上東歐國家在經互會的產業鏈里扮演分工角色，提供原材料、農產品和消費品，同時還充當蘇聯的中間人，銷售本國工業化國家的產品。

　　 因此，蘇聯的政策是確保東歐人民持續的物質存在和繁榮，並通過宣傳、意識形態和展示實力來確保東歐人民對蘇聯事業的忠誠。

　　 軍事上蘇聯於1953年後撤離了所有東歐國家，隨後又重新在波蘭、東德、匈牙利、捷克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駐軍，這一切都是意料之中的。蘇聯希望防止任何可能挑戰蘇聯在該地區影響力的反共意識形態或政治制度的傳播。

　　 值得注意的是，二戰後的雅爾塔體系二戰戰勝國是有權在認為二戰戰敗國要復辟法西斯主義的情況下進行軍事干預的，這也是為什麼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造成的反對遠比入侵匈牙利要嚴重的部分原因之一。

　　 然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東歐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變化使這一問題變得不那麼緊迫，在某些方面，蘇聯人變得自滿起來。蘇聯本身也經歷了一個“去共產主義化”的過程，采取了一些措施來削弱共產黨對社會的控制。

　　 在波蘭等所謂的“自由”或“增選/co-opted”國家尤其如此。這些國家名義上是獨立的，實際上是由蘇聯及其在共產黨的附屬機構領導的。

　　 值得注意的是，除波蘭和匈牙利外，東歐顏色革命後政府的合法性源自戈爾巴喬夫的認識，即去共產主義化進程雖然對維護民主和自由市場是必要的，走得太遠——導致歷史獨特性、文化完整性，甚至共產黨自身的主權遭到侵蝕。

　　 因此，蘇聯需要對這個過程施加一些控制。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東歐劇變後原東歐國家被清算的大多是原共產主義政黨的最高層領導人與普通黨員，而中、高層之後組建或加入新政黨繼續成為新政府的統治階級與精英階級。正是這些人反而對去共產主義與清算原領導人最為堅定。

　　 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呼吁采取更全面的方法，既要維護共產黨的權力和合法性，又要使黨的議程和願景走向更激進的目標。

　　 歷史上1987年後蘇聯就注定就解體了，因為戈爾巴喬夫即在經濟改革的同時又發動了政治改革，蘇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化經濟改革會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與排隊問題，中國在1988年成為紡織業世界第一時同樣爆發了嚴重的排隊問題，而其他所有東歐國家進行市場化轉型時同樣產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與俄羅斯不同的是，這些東歐國家得到了外部資本注入但即使如此它們依然落後於西歐。

　　 因此經濟改革讓蘇聯各加盟國更加不滿，原因很簡單，蘇聯產業鏈是拆分給各加盟國，經濟發達的波羅的海三國與東斯拉夫三國認為蘇聯剝削壓迫自身又認為其他落後的加盟國是從自身吸血的寄生蟲。同樣，中亞五國認為蘇聯壓迫自己的民族又認為其他經濟發達的加盟國掠奪自己的原材料與資源。

　　 本來每個國家甚至每個省份都有這種地域歧視與矛盾衝突，比如阿拉伯國家對也門等經濟落後地區的歧視與也門內部的歧視。在正常運行的國家機器下會得到壓制，但是，戈爾巴喬夫同時開啟的政治改革必然會導致加盟國的壓制被釋放。

　　 結果是蘇聯無論如何都會崩潰，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加快了這一進程。

　　 人類總是遺忘自己所得到的與記住自己所失去的，正是這種特質使人類歷史產生了發展與集體主義的失敗。（諷刺的是，當人類失去某事物又會懷念過去，並追憶該事物美好的一方面與忽略惡劣的一方面，人是復雜的多面體。）

　　 很簡單，人類不是所有人都需要集體生活但肯定會討厭跟十幾個陌生人生活在集體公寓共用廚房、浴室與生活用品。群居不一定會帶來互助也會帶來仇恨與矛盾。除非人們是什麼集體意識的蜂巢智慧生物。

　　 簡而言之，人類如此抗拒共產主義原則是有原因的。

　　 曾經在蘇聯控制下的東歐國家在蘇聯統治下已經遭受了巨大的苦難，並期待著更好的未來。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東歐國家面臨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資本主義陣營國家同樣的情況：停滯性通貨膨脹。東歐經濟體正開始與西方趨同，但它們的發展速度並沒有任何人希望的那麼快。

　　 那些無法解決或更確切地說無法緩解停滯的通貨膨脹並擔心人民不滿的國家的領導人會做什麼？簡單地說，借外債，濫發福利。

　　 這就是匈牙利和波蘭政府所走的道路。為了收買人民的忠誠和選票，他們求助於他們唯一擁有的東西：借錢。

　　 然而，人們並沒有被愚弄。20世紀80年代初，東歐國家爆發了一波抗議、罷工和騷亂。

　　 原因很簡單，經濟停滯與政治管制造成了人民不滿，人民不滿又反過來造成了政治與文化管制的加強。共產主義政府與人民嚴重的不信任態度造成了惡性循環，在經濟高速增長還能掩蓋一時，進入經濟停滯時這種民意將支持一切主張經濟改革的派系，又反過來造成了他們的影響力擴大。這種情況在東歐與東亞都發生了。

　　 我們已經從軍事、經濟了解冷戰未期東歐國家的情況，政治上呢？

　　 共產黨在改革問題上存在分歧，蘇聯實際上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采取了更強硬的態度。羅馬尼亞黨和保加利亞黨都反對改革。

　　 羅馬尼亞是齊奧塞斯庫希望維持自己的家族統治與羅馬尼亞黨的官僚害怕失去權力後被清洗。（但當齊奧塞斯庫簽署770號法令與緊縮政策時，他就理應被人民處死了。可悲的是，蘇聯解體後現在的羅馬尼亞留給世界的印象除了可扮演演員與‘一次性工具’的妓女、黑幫與程序員之外一無所有。）

　　 另一方面，保加利亞黨認為這些改革是對他們執政能力的威脅，因此做出了相應的回應。（保加利亞是東歐國家對蘇聯最忠誠的國家，因為保加利亞共產黨完全在蘇聯扶持下建立的，同時蘇聯與保加利亞人民沒有什麼衝突。這導致蘇聯更願意讓保加利亞在東歐集團扮演忠誠的副官角色。）

　　 與之相反的是，波蘭是對改革最歡迎與最為仇恨蘇聯，盡管，波蘭與俄羅斯都是斯拉夫人。波蘭右翼政黨的權力和影響力不斷增加是有原因的。

　　 波蘭人民想要改革，他們想要改變政府。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愛德華·吉瑞克開始經濟改革，然後物價上漲過快導致的全國罷工導致了他下台被捕，隨後卡尼亞上後之後是1981年雅魯澤爾斯基進行軍事政變然後宣布軍事戒嚴並停止支付外債利息，到了1985年波蘭有400億美元外債…而且還在上升。

　　 20世紀80年代初，波蘭政府也開始奉行獨立的外交政策，這一政策顯然與蘇聯不一致。

　　 同時，波蘭由瓦文薩成立的波蘭地下反對組織波蘭團結工會迅速發展，到了1985年已經有近一千萬成員，當時波蘭人口總數才三千七百萬個，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加入了波蘭團結工會，如果減去波蘭總人口的老人與兒童…

　　 另外，團結工會本身雖然是左翼性質的工人團體。但為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標，它與天主教會、右翼民族主義者合流，也不能認為它是一場純粹的左翼工人運動。而且，歷史上瓦文薩上台後進行了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市場化改革。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波蘭國內有許多不同的政治潮流，把這個國家視為一個整體是錯誤的。這個國家由不同的政治傾向組成。但顯然絕大多數波蘭人都反對蘇聯與威權社會主義。

　　 蘇聯是一個極權政權，非常重視政治控制和壓制對立觀點。它與波蘭人民有直接衝突，波蘭人民決心抵制這一制度。

　　 與之相對東歐集團中的捷克斯洛伐克與匈牙利更接近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而且他們最初對波蘭人民的敵意較小。然而，蘇聯在這些國家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以至於民主社會主義從未被完全接受，通往完全威權控制的道路也被打開。

　　 但總的來說，蘇聯曾經對它們的軍事干預也中斷了它們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

　　 至於東德，則是二戰歷史遺留問題與最為棘手的東歐陣營國家。實際上，這是一座大型監獄，關押那些被納粹政權認為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蘇聯在戰後吞並了這些國家，並將它們視為被征服的領土。人們對這種待遇感到憤怒，作為回應，一場運動發展起來，試圖抵制蘇聯的影響。

　　 這些政治潮流都在波蘭相遇，波蘭是冷戰期間政治抵抗的中心。

　　 回到蘇聯本身，蘇聯必須要放開物價通縮經濟來抑制停滯性通貨膨脹，值得注意的是，蘇聯在1985年生產力仍然是很多世界第一，但總量與人均不代表公民的生活質量又發了太多的錢，即使勃列日涅夫發行蘇聯體育彩票但沒有建立真正的資金蓄水池又不放開物價，最後只能像戈爾巴喬夫一樣放開市場接受國外商品傾銷了，後果是邊境走私貿易與國有資產流失。

　　 蘇聯所控制東歐國家的經濟在1985年陷入了停滯但遠沒有到達崩潰，但在1989年陷入崩潰；簡單地說，是因為市場化改革轉型，但這是從資本主義的角度來回答的。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數年來蘇聯一直在走下坡路。在安德羅波夫時期，它拋售黃金硬通貨來維持石油價格，但被里根聯手南非打壓而失敗。蘇聯經濟方面日益艱難，但真正壓力並非來自蘇黎世或德雷斯頓的那些銀行家，而是來自克里姆林宮。蘇聯從西方獲得新的貸款並不困難，我們要注意到對私人企業來說利益大於立場。

　　 凱恩斯曾有一個著名的說法：假如一個人欠銀行1000英鎊無力償還，他會有麻煩；而假如他欠銀行100萬英鎊無力償還，就輪到銀行著急了。

　　 假如蘇聯像美國與戈爾巴喬夫一樣大舉國際債務但又不像戈爾巴喬夫一樣進行市場化與政治改革，同時對國際銀行外債利息保持一種還不了也不想還的態度，瑞士與德意志銀行難道會對蘇聯派出法律警察嗎？

　　 正如《虛擬的歷史》[英] 尼爾·弗格森書中所說的：

　　 波蘭和匈牙利與“華沙條約組織”的其他國家有所不同，因為它們在1989年以前就已嘗試了自由化經濟改革的一些措施。1989年以後，它們就分道揚鑣了。波蘭采用了最為激進的休克療法（盡管它並不像其推崇者所認為的那樣無所不能），而匈牙利的私有化進程則相對平緩。1989年夏天，團結工會領導的政府贏得了選舉，在此之前，盡管雅魯澤爾斯基及其部長們想方設法獎勵和刺激合作制企業和事實上的小型私有企業，但波蘭經濟仍然停滯不前。為了解除對波蘭企業家的束縛，政治改革迫在眉睫——盡管那些帶頭下海的人往往都是共產黨員（他們已經擁有積累多年的資本和廣大的人脈）。

　　 不過在匈牙利，巨額的債務並沒有隨著1990年非共產黨政府的當選而消失。1994年匈牙利共和黨改革派重新執政後，債務仍然沒有消失。匈牙利經濟的人均負擔仍然比墨西哥還要沉重；政府急於支付債務利息，無暇對少數幾個盈利的國有部門進行私有化。但無論如何，匈牙利挺了過來。

　　 市場希望蘇聯也能挺過來。盡管資本主義市場有其吸引力，但它會犯錯，也的確出現過問題。不幸的是（在這里不太恰當地引用拉傑克的黨“絕對正確”的聲明），錯誤地順應市場往往會比正確地反對它獲利更大。當然，直到1988年，克里姆林宮首次發行的歐洲債券（10年後到期，利息僅為5%）還被全世界資本家爭相收購。瑞士的金融規范機構對這個新商業伙伴相當有信心，竟沒有按照慣例要求它公布債務和外匯儲備的狀況。而正是由於蘇聯領導人不顧穩定而發起的政治改革，引發了西方借貸者與潛在資助者對蘇聯的信心危機。

　　 戈爾巴喬夫和總理雷日科夫堅持認為經濟互助委員會成員國不應再從蘇聯以廉價價格進口能源與原材料，而應在內部交易中實行硬通貨結賬體制。1989年之前，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國在用可轉換的盧布體系進行支付時，仍然能夠不可思議地避免或消除討厭的貿易不平衡。蘇聯領導人隨即決定強行用美元取代盧布作為成員國之間的結賬貨幣。這個決定的迅速和殘酷讓華沙條約組織各成員國的經濟面臨崩潰的危險。事實上，在市場強令對各國造成全面影響之前，它們的政治體制已經瓦解了。新當選的民主政府不得不接手這個糟糕的局面。

　　 蘇聯有必要執行這項措施嗎？如果再次從純粹的市場角度來看，這當然是有意義的。蘇聯對兄弟國家的資助，的確影響到國內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它這麼做並不是出於社會甚至經濟的需要，而是有政治意圖。由於經濟資助和軍事統治，東歐國家不得不緊密地依附蘇聯。實際上，它們的貧窮讓蘇聯得以成功地維持其統治地位。假如它們成為市場化導向的國家，以世界通行的價格購買原材料和能源，那麼它們沒有理由一定要從蘇聯那里購買。出於經濟方面的許多考慮，它們會轉向西方的供貨商。

　　 因此，蘇聯對蘇維埃陣營國家經濟實行改革的嘗試將大大動搖現有的政權。東歐那些曾是蘇聯附屬國的國家抵制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這讓他憤恨不平。而實際上，對於是什麼在維系著蘇維埃陣營這個問題，昂納克和齊奧賽斯庫的認識遠比這個斯塔夫羅波爾新貴清醒。蘇維埃陣營中一些小成員國的領導人認為在戈爾巴喬夫還是小孩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是積極的共產主義者了，所以論事理，他們更明白。毫無疑問，這種觀點激怒了戈爾巴喬夫。而諷刺的是，戈爾巴喬夫始終堅持認為自己是列寧和斯大林的直系繼承者，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真正的闡釋者，而他實際上正在一一清除他們留下的遺產。

　　 無論如何，1985年東歐國家並沒有糟糕到失敗的結果，而新自由主義的吸引力與歐洲自由電台也沒有什麼神奇的力量讓共產主義自行消亡，是東歐尤其是蘇聯內部的問題讓它崩潰了。

　　 諷刺的是，歷史無數次告訴了人們事物總有可能向更壞或更巧合的情況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