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這個月對於巴西來說是個“災月”，至少今天的報紙上就沒有任何好消息。

　　李再安關注的第二個要點，是報紙的頭版頭條，對他來說，這則報道是國家大事，是高屋建瓴的東西，同時，也是他真正關心的事情，這份關心來自於野心。

　　再過一個半月就是聖誕節，這在巴西就算是到了今年的年底了，每年的這個時候，巴西利亞都要發布政府年度工作報告，同時，還有很多的財政政策、撥款申請提交到參眾兩院投票。

　　巴西是很民主很開放的，所以這類政府性的工作報告歷年都會對外公布，而且是完全公布，不做遮掩，也不弄虛作假。

　　而今天的聖保羅州報的頭版頭條，就直接引述了報告中的一些內容。

　　這類工作報告往往涵蓋了經濟、政治、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諸多方面，幾乎是所有涉及到國計民生方面的內容都有，有意思的是，聖保羅州報將社會治安放在了最首要的位置上。

　　按照司法部提交的報告顯示，從今年一月份到現在，整整十個月的時間里，巴西全國各地共發生各類罷工2029起，參與罷工的人群高達931萬人，因勞資糾紛而發生的暴力事件900余起，死亡人數超過1200人。

　　在社會刑事犯罪方面，過去的十個月里，統計在案的惡性刑事案件8900余起，約1.4萬人死於謀殺。

　　其中，盜竊案發案率最高的為貝洛奧里藏特市，根據警方提供的數據，該城市34%的家庭在過去十個月里發生過入室搶劫、偷盜案件。

　　重大刑事案件發案率最高的為巴伊亞州和聖保羅州，兩地共有5190人過去的十個月里死於謀殺。

　　此後的第二大項就是經濟問題。

　　推行了一年多的科洛爾計劃交上了它的第一份成績單，經過巴西利亞所謂的卓有成效的改革，過去十個月里，巴西通脹總量為440%，相比去年的年通脹率似乎有所好轉。

　　但與此同時，10個月里的成績單里，巴西的經濟增長率為-5.3%，國家外債突破1500億美元，約為國民生產總值的24%，更不幸的是，明年將有近300億美元的外債需要歸還，而政府卻保持著上百億美元的財政赤字。

　　這些數字統合在一起，意味著巴西這個國家已經到了破產的邊緣了。

　　除此之外，貧富差距正在進一步拉大，全國貧困人口突破3300萬，這意味著在過去的十個月里，巴西國內又有120萬人淪為赤貧人口。

　　這些人的月收入加起來，占據每月國民總收入的0.7%。

　　而這些收入均攤到3300萬人的頭上，再加入通貨膨脹的因素，大概能讓他們每人買上一罐可口可樂外加兩磅面包，這些可憐的窮人就得靠這些東西活一個月。

　　就像那句話說的，感覺如今巴西的天氣有些熱了，這種體會很准確，因為大家伙已經都坐在火山口上了。

　　此前一段時間與貝塞隆的接觸乃至深談，再加上自己的學習和思考，李再安對如今巴西的問題有了自己的看法，盡管這種看法還沒有進一步的系統性，但已經在朝著更深入、更貼近現實的方向靠近了。

　　人要想真實客觀的、更貼近現實的，看待一個宏觀問題，或者說是考慮一個大局的問題。

　　首先就要跳脫出自己作為社會個體存在的立場，用那種冷漠的，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目光去審視這個國家、這個社會。

　　因為自身所處生存環境的因素，李再安在這方面具備優勢，畢竟他本身就是毒梟，就是站在社會公德對立面的存在，而那種極端自我的性格養成，實際上與政客的性格養成沒有太大區別。

　　放在剛重生的那段時間里，看待巴西如今的國家問題，李再安考慮更多的就是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平等，他會將這個國家如今出現種種問題的根本原因歸結到這一點上。

　　但是現如今，他的觀念已經產生了某種程度上的變化，雖然他還不認同那種所謂“窮就有窮的原因，富就有富的理由”的說法，可他的確已經不再認為分配不均是一切問題的根源所在了。

　　如果綜合歸述一下的話，李再安的現在的觀點是：無論是貧富差距擴大，還是通貨膨脹，其根本原因就是巴西利亞政府，到現在都始終抱著不放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經濟發展模式。

　　不得不承認，重生的因素、先天的智商再加上後天的好學，讓李再安具備了快速成長的基本條件，而他所處環境，又為他提供了成長所需要的充足養分。

　　坦率的說，對巴西宏觀經濟的問題，他的認識已經轉到了真正的根子上。

　　進口替代實際上就是內向型經濟，是封閉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國家對外通過高關稅、低進口配額來限制進口，對內則發展本國的相關產業，力主國內需求主要依靠國內生產來滿足。

　　與進口替代相對應的就是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也就是開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

　　實際上在八十、九十年代，甚至更早的五十、六十年代，國際上崛起的新型國家經濟體，主要都是采用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

　　比如說所謂的亞洲四小龍，再比如說改革開放進入第二階段的中國，基本上都是采取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大力推動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

　　幾十年如一日推動的進口替代政策，已經將巴西帶入了茫茫無際的沼澤，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所帶來的封閉環境，令巴西國內的生產性行業技術水平嚴重落後，根本實現不了出口創匯的目標。

　　而原材料的出口，受國際市場價格浮動的影響巨大，近幾年來，國際市場農產品價格又在持續下滑。

　　這兩方面的因素結合在一起，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巴西外匯儲備的日漸枯竭，畢竟限制進口不等於什麼都不進口，尤其是巴西的工業技術落後，很多工業成品中都要采用到國外進口的零部件，這就更增大了外匯儲備的損耗度。

　　外匯儲備的來源枯竭，便意味著巴西利亞必須持續的對外舉債，於是財政赤字、外債激增的局面就不可避免的出現了，這邊是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的一大誘因。

　　再有，高關稅、低進口配額的進口替代政策，本質上就是對國內消費者利益的犧牲。

　　舉個夸張點的例子說明，那就是同樣的10萬美元，在開放型經濟政策的條件下能買一輛德國原產的好車，而經過高關稅的作用，同樣的一款車到了巴西就得賣到40萬美元。

　　於是那些只有10萬美元購車款的巴西人，就只能花這10萬美元買一輛國產的破車開著跑了。

　　那麼這個買車的消費者承受的損失被誰拿走了呢？

　　毫無疑問，被巴西國內的汽車生產商拿走了，因為在開放型經濟政策的條件下，這輛破車可能連一千美元都不值。

　　在這個環節上，又出現了一個貧富差距拉大的誘因。

　　另外，因為有關稅壁壘的保護，那些國內的生產者在贏得巨額利潤的同時，往往不會將富裕的資金投入到技術改革、設備更新或是擴大再生產上。

　　那麼這些錢他們會拿來干什麼？

　　毫無疑問，投機是個最好的方向。

　　沒有擴大再生產的緩解，就沒辦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它直接意味著失業率的居高不下；失業率的居高不下與投機的盛行，直接造成社會財富分配的斷檔，失去工作的人會越來越窮，投機的人會越來越富有；而大量投機的熱錢在流通領域四處翻滾，與此相呼應的卻是經濟發展的日益萎縮。

　　如果一個國家走到了這一步，還不出現通貨膨脹的話，那只能說上帝愛死這個國家了。

　　可惜的是，上帝給予巴西的愛，並不比祂給予索馬里的愛更多，於是乎，巴西就變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在李再安看來，巴西有近兩億人口，有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工業化進程的良好積淀，同時也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如果能夠拋棄舊有的進口替代經濟政策，代之以更積極、更廣泛的、更能夠融入世界的外向型經濟政策，這個國家的重新崛起並不是一個夢想。

　　但遺憾的是，對於一個國家來，經濟政策的調整不像是換一個口味的咖啡那麼簡單，這個過程中，牽涉到了太多的利益集團。

　　那些享受著既得利益、希望能夠繼續維持現狀的資本勢力，占據著這個國家的主流輿論，甚至可以說是綁架了這個國家的政治，任何觸動他們利益的改革，都勢必會遭到他們的阻撓。

　　其實在李再安眼里，如今巴西的境況與前世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的情況非常類似，只不過兩國的政體並不相同。

　　而且當年的中國存在著一位強權人物，他能夠多次廢立總書記、能夠在首都血腥鎮壓政敵、能夠在南方發表一番講話、就讓各方勢力閉上嘴……巴西卻並不具備這樣的政治強人。

　　綜合各方面來看，在二戰結束之後，尤其是在六七十年代之後崛起的新興國家里，幾乎都走了一條由內向型經濟起步，通過進口替代為本國發展工業化創造條件，而後再轉為外向型經濟，尤其是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依托，逐步與國際接軌的道路。

　　這條道路按照中國的說法，就是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後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

　　深入剖析，就是通過國家政策的扶植，在進口替代階段打造一批富裕人群。

　　當然了，所謂先富帶後富，那就純粹是瞎扯淡了，哪國的資本家會把自己的錢分給窮人花的？

　　能夠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過程中，創造大量的就業崗位。

　　同時，輔之以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最低工資限制、社會慈善等手段，化解貧富差距帶來的種種社會矛盾，盤活整個社會經濟面，這就已經是最理想的結果了。

　　巴西在這個過程中的起始階段就停步不前了，而中國則順利的走完了前半段，至於後半段……李再安前世2012年死的時候，並沒看到太多的成果，高速發展的經濟背後，那都是一堆堆驚人的爛攤子！

　　如果無法完成產業轉型升級，一旦將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陷入停滯，失業率升高，房地產泡沫破裂，各種經濟問題都會爆發出來……

　　如今的巴西，從客觀上來說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結合前世的所知，李再安很清楚，這場改革需要一個節點式的人物出現，而這個節點式的人物，又將改變一大批人的命運。

　　在這場國家命運與個人命運的騰挪中，李再安不知道自己最終會收益些什麼，但他卻明白自己現在應該去做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