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姚麥組合己超越OK組合，成功躋身聯盟史上最佳雙人組的亞軍，冠軍是誰他沒好意思說，據我估計，只能是瑟瑟發抖的喬丹和皮蓬了。

　　這牛吹得稍顯夸張，有點拿東湖當太平洋的意思。

　　不過姚麥確實穩定，前一陣的表現也的確搶眼，場均合砍55 ，外帶大兩雙的籃板和助攻，幫助球隊提前五場鎖定季後賽席位。

　　而季後賽首輪對陣小牛，火箭竟連下兩個客場，這勢頭略猛，搞得呆逼們都有些口干舌燥。

　　四月末的一個陰沉午後，在東操場打球時，李俊奇神不知鬼不覺地蹦了出來。

　　在場邊觀摩一陣，吆喝了幾嗓了後，他給我撂了瓶水。

　　我讓他上場打會兒，這老鄉撇撇嘴，摸了摸光頭，又蹦回了綠茵場。

　　老實說，新發型不錯，戴上眼罩的話，活脫脫一個忍者神龜。

　　回去的路上，在田徑場入口，又撞上了這貨。

　　他人模狗樣地顛著球，問我五一有啥打算。

　　我確實沒啥打算，就搖了搖頭。

　　他問我去過422沒。

　　我說沒。

　　他就邀請我上422耍耍。

　　我問422有啥好耍的。

　　他撿球回來，擦擦腦門上的汗，半晌才說：“想想還真沒啥好耍的。”

　　這過山車開得，讓人沒法接。

　　所以他就自己接了過去，說最近忙著寫生，哪都去，啥都干，累得要死。

　　“難怪沒見你打球。”我只能這麼說。

　　“打球還是打架？”他歪著嘴，一副便秘的樣子。

　　“靠。”

　　上次干架很不盡興，沒倒騰兩下就被陳晨拉開，但梁子算是結下了，在球場上再碰著自然也沒句話，這倒是務實之舉——因為要真搭上了話，肯定免不了一場雞飛狗跳。

　　奇怪的是，那之後便再沒見過十五號。

　　“那幫逼啊，就那操行。”他總算把歪著的嘴咧開了，臉頰的痘痘顯得立體了許多。

　　我笑了笑，沒說話。我以為下雨了，但實際上並沒有。

　　“陳晨爽啊，連課都不用上，整天開著車瘋跑，比比老漢我……”李俊奇突然嘆口氣，像頭悲愴的驢。

　　“是不是？”

　　“那可不，哎——”他抱球立定，得有個兩三秒才戲劇性地揚了揚眉毛，“人這會兒就在平海的吧，好像他爺爺八十大壽。”

　　“老重德”仨字差點脫口而出，還好及時卡住。

　　我實在不喜歡這個話題。

　　呆逼們越走越遠，已經繞過卵石路，拐進了小花園。

　　我覺得是時候跟老鄉拜拜了。

　　不想李俊奇自己說了出來，他拍了兩下足球，仰臉靠近我，耳語般：“老重德，人老心不老。”

　　說完他一個後撤步，梗著脖子作了一個笑的表情，但並沒有發出聲音。

　　我也只好笑了笑。

　　“都這把歲數了，身邊兒……”他把皮球拍得啪啪響，好一陣才抬頭揚了揚眉毛，“大姑娘小媳婦兒都沒缺過……”

　　我不記得這老鄉有什麼神經系統上的毛病，但為什麼剃了頭發就要揚眉毛呢？

　　老實說，很淫蕩。

　　於是隨著他的只言片語，我眼前便情不自禁地浮現出若干淫蕩而惡心的畫面，比如眾所周知的老干部和小護士搶夜壺。

　　幾乎一瞬間，我發現自己被尿騷味包圍了。

　　臨分手，李俊奇說他正在搞一個人像工程，要畫多少多少幅隨機的人物肖像，過兩天有空了一定要給我來一幅。

　　我點了點頭，沒說話，可能是有些走神吧。

　　天陰得像一塊巨大的囊腫，我覺得下一秒就會膿水淋頭，把我們所有人燒得體無完膚。

　　上周四早上，在返回平陽的大巴上，我給牛秀琴打了個電話，響了有四五聲就被掛斷。

　　快到學校時，她回了過來，我以為她會說些奸夫淫婦間的客套話，再不濟以長輩的口吻開個玩笑，然而沒有，她直截了當地問：“咋了?”其時我剛從昏昏沉沉中驚醒，只覺胃里燒得厲害，半晌都沒說清“咋了”，直到公交車報站，我才問她是不是又到平陽開會了。

　　牛秀琴有些摸不著頭腦。

　　我只好進一步提醒她：“開會，上周六是不是又到平陽開會了？”

　　猶豫了下，我添了個“你們”。

　　牛秀琴笑了起未，一種吞咽空氣的聲音，像鬼片里的呼救聲，搞得身旁的女孩頻頻側目。

　　等笑夠了，這老姨說：“還惦記著呢！”

　　嗓音莫名尖利，極有穿透力。

　　除了握緊手機，我還能做點什麼呢？

　　“是有這麼回事兒，”許久她才止了笑，接連“哎呦”了好幾聲，“不過我沒去，你媽一個，領導一個，還有戲協那個誰。”

　　我哦了一聲，水利局門口有人扭秧歌，鑼鼓喧天。

　　“當天去當天就回來了，你呀，就是心思活絡，累不累呀？不早說了，你媽跟他……”她壓低聲音，“早斷了，肯定。”

　　果然，一連三天的雨，時大時小，但戶外活動基本都泡了湯。

　　利用這個時間，我把一大摞卷宗、檔案稍加整理後歸了個檔，甚至沒等老賀催，可以說想不佩服自己都難。

　　誰知，開會時老賀還是公開提醒我，我的工作在所有人里面是最後完成的。

　　說這話時，她尿急般在教室里踱來踱去，到我身邊就停了下來。

　　我只能假裝沒聽到吧。

　　各種表格、卷宗、資料匯總被數個牛皮紙袋包裹著，又用麻繩扎了兩匝，厚得像塊要破吉尼斯紀錄的千層餅，兩三千頁恐怕都不止。

　　老賀便抱兒子一樣抱著它返回講台，之後，拿它在講桌上敲了又敲，粉塵升騰中，她宣布：“那就開題吧。”

　　其他不說，她這個動作看起來真是過癮。

　　周六，也就是四月的最後一天，老賀打電話來，催我快選題、報題。

　　我說咋選，不就是土地制度的經濟學分析麼，還能咋選。

　　老賀呵呵直笑。

　　我只好求賀老師高抬貴手，把我給放了吧。

　　老賀變得嚴肅，說：“嚴林啊嚴林，我這項目組就這麼埋汰你？”

　　我忙說不是，但到底是啥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不想老賀又笑了——翻臉比翻書還快——沉吟半晌，她說：“放不放你，我說的也不算啊。”

　　這就過於明目張膽了。

　　母親打電話來問我啥時候回去，我說不知道。

　　確實不知道。

　　今年五一又沒迷笛，有說是怕非典，有說是張帆跟朝陽區政府談崩了，總之於我們而言少了個來回奔波吃土的苦。

　　至於黃金周，上哪兒玩，倒不是人太多、累不累的問題，而是窮。

　　何況對山山水水，我向來沒什麼興趣。

　　五一當天在排練房倒騰了一上午，打打鬧鬧中正吃飯的時候，王偉超來了個電話，於是在他的盛情邀請下，我帶陳瑤回了趟平海。

　　對陳瑤的到來，母親很是驚喜，殷勤地給我們提供建議，規劃出游路线，她說真該抽個時間，陪我們玩上一天。

　　我說算了吧，是的，那熟悉的笑臉總讓我心不在焉，壓根打不起精神。

　　“算啥呢算？”

　　她有些不高興。

　　我趕忙笑笑，說用不著，王偉超都計劃好了。

　　王偉超的計劃是先去大雁溝，想登頂就往廟里跑一趟，然後去谷地，釣釣魚、玩玩漂流、嘗點農家樂，這之後才是正常的游玩——他建議我們往原始森林的西南麓去，眾所周知，那里尚未開發，“野營啦，燒烤啦，興許能打只狍子、殺頭狼啥的！”

　　這逼很興奮。

　　王偉超說得有些夸張，狍子有可能，狼恐怕只是傳說。

　　但既便如此，該計劃也不適合給母親全盤托出。

　　當晚一家人在商業街吃了頓飯，陳瑤全程紅著臉，乖巧得讓我不忍直視。

　　打飯店出來，母親偷偷把我拉到一邊，塞了一千塊錢過來，小聲問夠不夠。

　　盡管不好意思，我還是照單全收，我吸吸鼻子，點點頭，屁都沒放一個。

　　母親不忘叮囑：“別亂吃。”

　　實際上也沒花多少，或者說壓根就花不出去，大雁溝人太多，我們直接去了谷地，結果那里的人也沒少到哪去，釣魚就不說了，搞個漂流叫到幾十號外，那場面壯觀得，不知道的還以為上澡堂子搓澡呢。

　　吃了頓便飯，呆逼們直接往原始森林進發。

　　加上王偉超的女朋友，一程七個人，這女的是不是原來那個，我也說不好。

　　仨鍾頭不到，路兩道的紅布條和人類垃圾己不見蹤影，除了鳥叫蟲鳴，只剩腳下厚重的咯吱聲，空氣中彌漫著一股腐爛的土腥味，大家說起話來都莫名變得小心翼翼。

　　回望一眼，蜿蜒小徑在參天樹木中仿佛從未存在過，大概除了偶爾漏下的斑斑陽光，我們已經離生活足夠遙遠。

　　也正是在此時，我猛然意識到，這次算是來對地方了。

　　盡管有呆逼聲稱對這一帶很熟，我們還是迷了幾次路，一驚一乍、磕磕絆絆中，總算在天黑透之前穿過山坳，抵達一片開闊的河谷。

　　安營扎寨又是兩個多鍾頭，中間不得不停下來吃了點東西，野營我是毫無經驗，對這租來的帳篷更是不得章法。

　　打水，洗手，壘灶，起火，等吃卜燒烤，已近午夜。

　　還好，酒肉、星斗、和煦的風以及遠近難辨的狼叫是最好的犒勞。

　　有人說不遠處幾米見方的山澗就是平河，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能開玩笑，起碼說明之前的緊張慌亂在篝火和肉香前正漸漸消散。

　　陳瑤難得小鳥依人，更別說當著這麼多人的面，看來對這行程她老還算滿意。

　　這趟王偉超還真帶了把氣槍，路上放了兩槍，結果屁也沒打著，往火邊一坐，他又忍不住拿出來把玩。

　　於是圍繞著槍械，呆逼們就瞎吹了一通。

　　某逼說他有個老表，鄧村的，家里起碼有兩三把槍，92了、95了都有，他親眼見過，還差點摸了摸。

　　王偉超說：“你老表誰啊，陳建國？”

　　大家都笑了起來，我摟著陳瑤，沒吭聲。

　　“住鄧村的都是牛人啊，有個把槍也不稀奇，”另一個呆逼說，“不過你老表——不會是鄧村看門兒的吧！”

　　又是一陣大笑，在山谷間跌來蕩去就變成了鬼哭狼嚎。

　　一種熟悉感突然襲來，仿佛被誰撓著腳掌，我心里一陣麻癢。

　　第二天上午草草烤了頓肉，我們就打道回府了，雖然按王偉超的計劃要玩個三四天。

　　打敗我們的不是什麼妖魔鬼怪，而是螞蟥。

　　從那個下午陳瑤第一個在胳膊上發現一條，到晚上烤肉時每個人身上陸續揪出三四條，再到一早醒來帳篷上黑壓壓的一片，說不瘮人有點勉強。

　　不幸中的萬幸是，王偉超的新女友並沒有因此真的瘋掉。

　　到服務站已是下午兩點，一碗泡面沒吃完，陳瑤就說家里有事，她得回去。

　　我問咋了，她說來了親戚什麼的，我便不再多問。

　　王偉超開著個松花江，把眾呆逼沿途撂下，就載著我和陳瑤到家收拾東西。

　　奶奶肯定依依不舍啊，但也沒辦法，哪有攔著不讓人走的道理。

　　陳瑤問用不用給母親說下，想了想我說算了吧，先走再說。

　　怎麼想的，我也說不好。

　　王偉超本來要留陳瑤吃個飯，但她說真的急，我只能笑笑說下次下次。

　　送走陳瑤，我們跑鋼廠澡堂泡了個澡。

　　空無一人的洗浴大廳里，王偉超說：“可以啊，你個逼真是好福氣！”

　　我琢磨著嘚瑟兩句，卻在一片溫暖的濕潤中昏昏睡去。

　　難說過了多久，一巴掌給我拍得差點蹦起來，王偉超笑笑說：“不比邴婕差。”

　　晚上哥幾個喝了點，打了半宿牌，有人嚷嚷著上哪哪打球去，我滾到沙發上便再沒爬起來。

　　昏昏沉沉中，記得王偉超他媽開門進來嘀咕了幾句，再就是螞蟥，爬得陳瑤滿身都是，我提槍亂射，有人說不行，得用鄧村的槍。

　　我一個激靈，打沙發上坐了起來。

　　天己大亮——何止大亮，九點多，太陽都曬到屁股了，王偉超迷迷糊糊地說廚房鍋里有小米粥什麼的，我匆忙穿上鞋子，拽上外套就奔了出去。

　　奶奶一個人在家，說：“你現在回來，可沒飯了！”

　　我沒空搭理她，徑直進了自己房間。

　　撩起床墊，打開高箱，一通摸索後，總算把移動硬盤薅了出來。

　　奔書房，開電腦，奶奶在客廳說著什麼，我氣喘如牛。

　　幾分鍾後，幾乎哆嗦著手，我終於把那個文件找了出來：0826dengcun。

　　在小區門幾碰見了蔣嬸，她說林林回來了，我“哦”了聲就騎了過去。

　　鄧村我知道，離平海的第一家丹尼斯不遠，好像是什麼市委還是軍分區家屬院，門口老有人站崗，高一軍訓時思想教育課就是在鄧村對面廣場上的。

　　就是有點遠，在西南老城區，耗了我近一個鍾頭。

　　廣場確實是廣場，但遠比記憶中要小得多，包括那個花壇和主席像，溜達了一圈兒，我便往家屬院而去。

　　廣場對面的應該是正門，大理石門廊上有八一標志，右側豎著兩塊木匾．一個是“平海軍分區家屬院”，一個是“平海市市委家屬一院”，同記憶中一樣，確實有人持槍站崗，加上哨亭里的話，起碼三個人。

　　這麼說只是如實描述一下，我當然沒有硬闖進去的打算。

　　站了有兩分鍾，我抹抹汗，溜著圍牆繼續前行——牆上有電網。

　　繞行一周用了八分鍾，這個家屬院或者說小區算不上大，東西南北共四個門，其他仨門都只有一個哨兵，而且門廊上沒有任何標志或牌匾。

　　對著正門口又發了會兒愣，我騎向了廣場，看到南側的早點攤時方覺飢渴難耐。

　　待兩個煎餅果子下肚，我才意識到適才的幾個鍾頭自己只是發了一場神經。

　　到了劇場，已經一點多。

　　母親在後台忙著，我倚著門瞧了一會兒，就回到了觀眾席。

　　前台倆大褂在說相聲，天津人沒跑了。

　　觀眾並不多，據母親說一般三點鍾之後人才會慢慢上來。

　　於是我就看到了三點，中間母親出來兩次，我不知道她有沒有看到我。

　　在戲班子上來之前，我走出去，跑老南街吃了碗面。

　　再回來，直接去了辦公樓，團長辦公室鎖著門，我只能在會議室玩了會兒電腦。

　　不看不知道，繼4月30日輸掉一個主場後，火箭竟被連扳兩局，今天索性連天王山都輸了。

　　啊，真他媽的可喜可賀。

　　對於在辦公樓發現我，母親很驚訝，她夸張地拍拍胸口說：“嚇我一跳！”

　　搞不好為什麼，看著笑靨如花的母親，那一刻我腦子里冒出的念頭竟然是：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

　　我承認自己走火入魔了。

　　回家的路上，母親問：“陳瑤走了？”

　　“家里有事兒，走了。”我說。

　　“唉，忙得，”母親撇臉看看我，“也沒跟姑娘聊幾句。”

　　我沒說話。

　　母親又看看我。

　　“跟她有啥好聊的？”我猜自己嘴里憋著屎。

　　“咋了？”好一會兒，母親才說。

　　“差一輩兒有啥好聊的？”我歪著腦袋笑了笑，“真聊起來，你就發現差距了。”

　　“哦，你媽就是老古董，拿不出手。”她沒看我。

　　“我可沒這麼說，你……”我不知道自己是慌張還是生氣，一時之間竟有些面紅耳赤。

　　母親噗嗤一聲笑了出來，險些趴到方向盤上。

　　我也笑了笑。

　　對我返還八百二十元人民幣的行為母親贊賞有加，說今年要拿了一等獎學金可以考慮送我份大禮。

　　我說那就等著瞧吧。

　　父親則替小舅捎來話，讓我有空上小禮莊釣魚去。

　　於是五號一早，我就上劇團辦公室拿車——說是一早，起碼也得有九點半吧。

　　辦公室連個人影兒都沒，騎了車，我又拐進了劇場，結果母親也不在。

　　我倒沒有找母親的打算，但看到青霞時還是情不自禁地問了一句。

　　她說今天文化宮有個評劇展，倆領導都去了。

　　我問是不是小鄭搞的那個。

　　“你起碼得叫老鄭，”霞姐白我一眼，跟著笑了起來，“可不光是展覽，以後可能會定成評劇節，這不你姨他們都去了，有戲唱哩！”

　　我“哦”了一聲就沒話說了。我不知道這個事是好是壞。我猶豫著要不要旁敲側擊打聽下陳建軍，還是放棄了。

　　霞姐讓我把發簪拿來，於是我就把發簪拿來。她讓我把它插上，於是費了好大勁我才把它插上。

　　“女朋友走了？”她問。

　　“走了。”

　　“姑娘不錯。”

　　我沒吭聲，只是看著她化妝。

　　“姨一會兒請你吃飯。”

　　“吃啥？”

　　“盒飯啊。”她笑了笑，馬上又皺皺眉，“看看，被你帶溝里了！”

　　我不知道她在說什麼。“我媽中午還回來不？”吸了吸鼻了，我問。

　　“那可說不准，領導們聚個餐不是很正常嗎？哪有大餐不吃的道理！”

　　在劇場門口徘徊了一陣，我終究還是去了文化宮。

　　文化宮在東關，去年剛落成，至於什麼時候開放的，我也不清楚。

　　記得以前是個糧站小區，三條主干道交叉口，有幾個老年門球場，賣冰糖葫蘆和遛鳥的特多。

　　這地方離商業街並不遠，騎車二十來分鍾，令我驚訝的是周圍全是新開發的樓盤，巨大的廣告牌像首最文藝的詩捅進你的心髒，平海哪來那麼多外來人口啊。

　　文化宮占地得有六七百畝，看介紹，古玩市場、少年宮、文化館、大禮堂，啥都不少。

　　過了大禮堂就是文化館，門口張燈結彩，橫幅上寫的是啥我也沒心思細看，正對大堂門口搭著個露天舞台，有幾個小孩在上面蹦蹦跳跳，順著中軸线掛著很多紅綢布，每兩個紅綢布之間都是一張評劇人物肖像，肖像背面則用宋體小字印著若干劇目的劇情梗概，更遠的地方有些道具展示、小地攤什麼的，這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轉了一圈兒，我也沒能在稀稀落落的人流中找到母親，或者看到哪怕任何一張熟悉的面孔。

　　看了看手機，十一點四十五，我決定去趟鄧村。

　　鄧村離文化宮不太遠，騎車不到二十分鍾，然而在正門對面的洋槐下蹲了半個多鍾頭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能在這里碰到熟人。

　　我覺得自己是在大海里撈針，何況未必有針。

　　繞著圍牆騎了半圈後，終究還是拐進小店，吃了碗涼粉。

　　問了問哪個是文體局家屬院，結果沒人知道，老板娘操著平海口音說她是外地人，這個倒是很難看出來。

　　買煙時門口榆樹下坐著一個大爺，我便心懷僥幸地問了問。

　　這老頭一拍大腿來了勁，說：“後生，文體局家屬院？沒的！”

　　我說不會吧，他說他在這里住了幾十年，對鄧村了解如下：一、二號院建於九一年，六層，分別是市委家屬院和軍分區家屬院，三號院建於九六年，九層，依舊是市委家屬院。

　　總之，沒有任何一個能和我說的什麼家屬院對上號，他認為我找錯地方了。

　　即便隔著圍牆，九層樓還是很好辨認，應該有兩棟，離北門最近。

　　於是我又在北門守了半個鍾頭，最後——還是自我否定。

　　剛進劇場，我便看到了鄭向東，一身過於寬大的白西服使得他那頭煽了油的頭發黑得像摻著瀝青的豬鬃。

　　看到我，他就笑了，我沒笑，徑直問他母親回來沒，“回來了呀，”他說，“早就回來了，飯都沒吃，說有事兒。”

　　舞台上正擺著道具，我友情問了句“待會兒演啥”，不等他回答，便直衝後台。

　　但小鄭叫住了我，他說：“不在後面，你媽不在後面！”

　　至於母親在哪兒，他說應該在辦公樓吧。

　　遺憾的是，他猜錯了。

　　但陸宏峰在，正霸占著團長辦公室的電腦，打游戲。

　　他說母親接個電話就出去了，大概是在十二點多。

　　我瞄了眼手機，兩點五十。

　　通往鄧村的路上，我終究沒忍住，給母親打了個電話。

　　一連兩次都沒人接。

　　我這才感到太陽火辣辣的，它照在你臉上的時候仿佛打了你一拳。

　　直殺北門，這麼搞是否明智恐怕只有老天爺曉得。

　　北門正對沿河南路，也就是進市區後分岔的北平河的南岸，這里有一個好，就是空間有限，車速並不快。

　　起先我在沿河花園的綠化帶里杵了半天，後來發現太傻逼，索性在北門右側一個修車攤上坐了下來。

　　這一坐幾乎就是一個下午，或許以後無聊的日子里我會想起這麼一個無風、焦躁又故作平靜的午後。

　　我會記得自己假裝無意地盯著每一個進出的車輛，記得一連吃了四五個雪糕，記得修車人上來聊天時表現得像個啞巴，記得玩了陣兒貪吃蛇，最後手機都快沒電了。

　　大波告訴我，那個漸強、反復的旋律叫《波萊羅舞曲》，是大師拉威爾最通俗也最具美學意義的一部作品。

　　只不過陳建軍聽的是交響樂，我聽的是吉米亨德瑞克斯的吉他solo。

　　我覺得耳熟，但事實上之前並沒有聽過。

　　六點多，當夕陽鐵鏽般灑滿青石路面，修車人也開始收攤，我揉揉屁股，到底是無功而返。

　　慢悠悠地騎回廣場，上面已滿是載歌載舞的人。

　　我停下，試圖點上一支煙。

　　遠遠地，一輛奧迪打正門緩緩駛出，到我身側的洋槐下時，它還頑皮地調了個頭。

　　夕陽把半開的車玻璃印得血一樣紅，我又打了一次火機，然後便看到了駕駛位上的人。

　　他笑著仰起了臉，兩頰的法令紋生動得如一曲廣場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