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下放是在1973年，也沒有什麼正式通知，就是說不讓演了，然後把平劇團的人關了三四天，之後就各奔東西了……雖然從1971年夏天開始，為響應中央號召，劇場的公開演出已經只剩下革命樣板戲……我和弟弟隨母親在城南棉紡織廠待了小半年，到1973年入冬時，終究還是沒能避免下放到農村的命運……東郊小禮莊是十一個大隊部的統稱，當時劇團一多半人都被分到了這里……母親對農村有一種深入骨髓的恐懼，這種恐俱讓她可以決絕地把評劇從生命中剝離得一干二淨，讓她可以躲在工廠里受盡白眼靠撿拾剩飯剩菜果腹，讓她可以從睡夢中渾身發抖大喊大叫著驚醒……所以見到父親時，她並不高興。但是對我和弟弟而言，眼前的新世界並不像母親所描述的那樣可怕，起碼不會有人三更半夜衝進家里打砸一通……分在小禮莊大隊的有十幾個人，除了一位女性和一對夫妻外，大家基本上過著集體生活，我們來了之後，父親用泥坯、原木和石頭，加上半張架子車板，在驢棚外新起了一個小天地……”

　　看到這期《評劇往事》是在愚人節，和我印象中所了解的相同，又不同，或許記憶都是隱秘的吧。

　　翻出《平海晚報》完全是買煙時一個隨手的意外，畢竟不光母親這個周專欄有一搭沒一搭，現在連晚報出現在小報亭的概率都有一搭沒一搭，問老板，答曰影響力問題耳，《平海晚報》其實是訂閱某雜志的附贈服務。

　　對一份市級報刊來說，這並不讓人意外。

　　就在這個上午，母親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她說正在平陽談事，如果沒啥大問題一會兒可以到X大一趟，“要是樂意，正好請你跟陳瑤吃個飯”。

　　樂意是肯定樂意啊。

　　她鄭重地問哪個飯店會好一點，老是那幾家，吃都吃煩了。

　　我問還有誰。

　　是的，我想到了老賀，沈艷茹，甚至梁致遠。

　　“就你倆啊，”她說，“咋，你媽大方一次不行？要不，你倆上行政新區來？”

　　這次我想到了平陽大廈。

　　好在不等我回答，母親就自我否決了：“算了算了，還那家川菜館吧，你倆啊，也就這口福了。”

　　這話說得很成問題，但做東為大嘛，我就不跟她計較了。

　　陳瑤自然屁顛屁顛的，體育課沒上完就跑宿舍洗了洗澡，她要香噴噴地迎接即將到來的大餐。

　　十一點半不到，我倆就跑川菜館要了個二樓包廂，給母親打電話，她說有個表要填，可能還要等半個鍾頭。

　　於是我倆就等。

　　結果服務員催了兩次，過了十二點母親都沒能到。

　　我以為出了啥事，趕快給她打過去。

　　母親一切正常，反怪我倆心急。

　　我說不是我倆心急，是店家心急，再不讓上菜，就該被趕出去了。

　　說這話時我早已飢腸轆轆，而陳瑤在一旁可憐巴巴地望著我，就差去啃一次性筷子了。

　　“點菜了沒？那就先上涼菜唄，路上實在太堵了……快到學院路了……你看看你倆，蹭個飯不等東家到！真不知道說點啥好……”幾次停頓後，她突然笑了起來，上氣不接下氣，足足有半分鍾都沒能組織出正常語言，“……不行了不行了，要笑死我了，你倆啊，快吃飯吧，小票留著，回頭找我報銷，我這正忙著，啊……”話沒說完，她又開始笑。

　　陳瑤一臉迷茫，我大概比她還要迷茫。

　　我知道這是愚人節，但我沒想到對母親來說這也是個愚人節。

　　小半年不見，陳若男躥高了一大截，少女曲线初現，甚至整個人都好像白了些。

　　既使如此，比起同齡人來，她這發育也夠晚的了。

　　但陳瑤說這個妹妹生來身體不好，現在硬得跟鐵蛋一樣，夠不錯了，夫復何求？

　　這話說得火藥味十足，搞得我都不知道怎麼接了。

　　同印象中相比，小姑娘害羞了許多，以前一直你呀你的，現在連你呀你都不說了，讓人忍不住揣測這是不是青春期付出的必然代價，不過嘴還是刁鑽，只是抬起杠來臉紅得更加理所當然了。

　　陳若男說她現在住了校，兩周回家一次，干點啥都要先給她媽打招呼，稍微開點小差她媽也會在第一時間知道，真沒把人憋死。

　　我說這是養豬，“你就是頭豬”。

　　她競沒反駁，反而頗為認同地點了點頭。

　　周末嘛，逛了逛大學城，又在校園里晃了一圈兒，最後跑鎮上吃了頓驢肉——這也是我們這小地方唯一稱得上“有特色”的東西了。

　　買橘子回來時，姐姐正在接開水，妹妹悄悄對我說她也要到澳洲留學了，她媽同意了。

　　“真的？”我問。

　　她點了點頭。這頭點得並不得意，事實上連高興還是失落都瞧不出來。

　　飯間，就陳瑤上衛生間的功夫，我問陳若男她家誰在澳洲，她反問咋了，我說就隨便問問唄，“哥也想留學呢”。

　　這麼說著，我沒忘給她夾菜。

　　她看我一眼，一聲沒吭，誓死不吭。

　　直到上公交午時，她才在姐姐的提醒下，衝我揮了揮於。

　　就那一瞬間，我突然生出一種奇怪的感覺，乃至汗毛都豎了起來，但奇怪在哪兒，偏又說不出來。

　　這學期一過來，已有一大票人著手准備考研，雖然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居多，但該舉動對呆逼們的心理攻勢還是不容小覷，簡單說就是讓我們覺得日子到頭了，一種秋風掃落葉的感覺。

　　前陣忙著錄音，連比賽都沒怎麼看，這陣得閒，算是如願以償地看了幾場，活塞英雄不老，太陽如日中天，馬刺穩扎穩打，湖人中氣不足，姚明嘛，氣勢正勁，姚麥組合磨合得不錯，干掉森林狼後，火箭一波七連勝，今年的季後賽入場券算是一半握在手里了。

　　就是4月9日火箭客場大勝湖人後，我們害了失心瘋，只得抱上籃球跑出去操練一番。

　　豈料大家都害了失心瘋，以至於塑膠場地連塊曬尿布的地方都沒，呆逼們只好轉去東區。

　　在那兒，我們又碰到了藝術學院哥幾個，陳晨也在，許是好久沒見，乍一碰面竟陡生出一種荒謬感。

　　他頭發算是弄短了，但劉海還是很長，只得用發帶繃在腦門上，可能會有小姑娘覺得帥，但在我看來，該造型可以說頗為另類了，此外，臉還是慘白，大概南半球的陽光也拿他毫無辦法吧。

　　這貨衝我點了點頭，下巴仰起的刹那，高挺的鼻梁顯得更尖了，不愧是陳建軍的兒子，真他媽像。

　　我沒說話，也沒點頭，只是隨手撂了個三分——可惜沒進。

　　畢竟是老熟人了，場地又有限，大伙兒就湊合著打了一波。

　　可能是太陽太暖和，呆逼們打得懶洋洋、軟噠噠，特別是楊剛，每次陳晨突破，他都只是象征性地甩甩胳膊，提醒了兩次，也沒見什麼起色。

　　這搞得我心癢難耐，盡管一直提醒自己保持克制，但在陳晨又一次輕松地突進去時，我終於忍無可忍地一個側跨步，揚手給了他一記大帽。

　　皮球招呼在臉上，嘭地一聲響。

　　並沒有流鼻血什麼的，不過這老鄉顯然給打懵了，左手背抵著臉，好一會兒才皺眉瞪了我一眼，說：“操！”

　　老實說，他這副表情多少讓我愉快了一些。

　　沒其他意思，我只是覺得凡事要認真，打野球也不能例外。

　　無論如何，這個蓋帽算是點起了烽火，你來我去之下，雙方球風也越發凜冽。

　　陳晨手感還行，突破不成，他就拉出去投，這下防起來就沒那麼輕松了，畢竟我在低位，總不能次次上高位協防。

　　而每當我持球，陳建軍的兒子也是死死盯防，不來兩個以上的變向、變速，壓根沒有出手機會。

　　這才有意思嘛。

　　激斗正酣，突然有人攘攘上了——我方控衛跟對方一黃毛高個兒，還沒看清楚，兩人已抱作一團。

　　趕緊拉架啊，陳晨也勸，說又不是第一次打球什麼的。

　　好歹拉開，兩人依舊罵罵咧咧，我拍拍黃毛的背，說哥們兒箅了，不想他一把甩開我的手，說：“算你媽屄！”

　　可能是的，類似的話吧，聽不太清。

　　我飛起一腳，給這貨躥了個狗吃屎，半天都沒爬起來。

　　幾個高冷藝術家撲上來，我猛喘了一口氣，陽光普照，一切都新鮮得令人心花怒放。

　　繼三月中的聶樹斌案後，三月底湖北又爆出一個佘祥林案，某種程度上，後者轉移了公眾對前者的關注度。

　　刑訴法老師用了一個詞——“巧妙”，他說倒不是講有什麼陰謀，而是余祥林案因被害人的死而復生己成為一個板上釘釘的冤假錯案，沒有任何推諉糊弄的余地，而聶樹斌案可就復雜了，根本是一鍋漿。

　　老賀也說聶樹斌案牽一發而動全身，它的復雜不在案情本身，而在利益糾葛。

　　“當年的主事者，”她神秘一笑，伸出食指向上捅了捅，“如今國安部一把手，啥情況自己琢磨一下。”

　　這不光是一個簡單的法哲學、法實踐問題，而是一個官本位問題，正是這樣的官本位才讓我們選擇了這樣的法哲學和法實踐，總之，老賀說，聶案之慘烈不過是我國司法花絮的冰山一角。

　　是的，兩個活生生的案例像是給諸位老師打了雞血，搞得他們唾液狂噴，不止在課堂上，連論文項目開個會都未能幸免。

　　甚至樂隊哥幾個跑沈艷茹那兒聽錄音時，她也問了問這個事，簡直莫名其妙。

　　白毛衣說錄音還行，混音她可不會，不過有需要的話她可以幫我們找個混音師。

　　至於有沒有需要，我們一時也拿不定豐意。

　　大波全程塞著耳機，搖頭晃腦的，等出了辦公室，我一把給他耳機揪了下來。

　　在我冷峻的目光下，他靠了一聲說：“這是他媽的論文素材！”

　　他的意思應該是自己很用功。

　　於是我就借一只耳朵聽了聽——King Crimson的《二十一世紀精神病人》。

　　然而不等走出三角樓，耳畔便響起那個熟悉的旋律，漸強、反復，盡管配器完全不同。

　　我以為自己早己忘記，心里卻還是咯噔了一下。

　　三月十二，也就是4月20號，是姥爺生日，以更換二代身份證為名，我回了趟平海。

　　盡管如此，母親還是不太高興，至少表現得不太高興，她說周末派出所又不是沒人值班。

　　我假裝沒聽見。

　　午飯直接在小禮莊吃，那股鬧騰勁兒跟去年大壽比，也沒差到哪兒去。

　　下午醉醺醺地去做了信息采集，前後折騰了一個多鍾頭，完了給王偉超打了個電話。

　　晚上呆逼們在柳絮紛飛的平河灘上吃了頓戶外燒烤，王偉超主烤，不喝酒是不可能的，雖然母親叮囑在先。

　　到家時得十點過半，母親在電視櫃旁吹頭發，見我進來，她只是歪了下腦袋，沒吭聲。

　　我叫了聲媽，她才轉過身來，關了下吹風機，馬上又開了——我也說不好，或許只是調了下檔。

　　我問奶奶呢。“睡了唄，”她瞅我一眼，“不催你就不知道回來！”

　　我坐到沙發扶手上，笑了笑，沒說話。

　　“你說說你啊，時間還安排得挺滿當。”她把頭歪向另一邊，接著吹。

　　我像個大人物那樣嘆口氣。

　　母親笑了下，很快又沒了音——起碼在嗡嗡聲中聽不見了。她穿著粉色睡農，香噴噴的，暖風把這種香噴噴無限放大後，吹到了我的臉上。

　　“我爸呢？”我靠近母親，奪過吹風機，“還沒回來？”

　　“完了，完了！”她掙扎了一下，很快抻著腦袋側過身去。

　　我吸了吸鼻了。不知是酒精還是嗡嗡聲讓我的腦子有點發麻。

　　“你爸啊，小禮莊唄，說一會兒回來！”吹風機的轟鳴中，她聲音很大，嘆氣聲也很大，“正打麻將！”

　　我輕輕“哦”了一下，也不知道“哦”給誰聽。那頭青絲在我的手中滑過，感覺很奇怪，所以我說：“頭發長了。”

　　“那可不是長了，還能越長越短？”母親笑了笑，很快抬起頭，“換小檔啊，嘖，我自個兒來得了！”

　　我也有樣學樣地“嘖”了一聲，很快換成了小檔。

　　“涼風！”

　　我又換成了涼風。這次沒“嘖”，而是打了個酒嗝。

　　“沒喝酒是吧？”

　　我笑了笑。

　　“弄完趕快洗個澡，臭死人！”

　　“我咋聞不到？”

　　母親沒理我，而是轉身撐住了電視櫃。我也順勢一屁股坐到了電視機旁，這下舒服多了。

　　“啥時候走？”

　　“明天啊，又不是不知道。”

　　“說得跟你媽攆你一樣。”她側過臉來笑了笑。

　　“那就不走了，明天星期四，星期天再走。”

　　“行了你，還知道自己姓啥不？”她白我一眼，輕輕來了一肘。

　　我肯定笑得很夸張，捏住那頭青絲高高揚起，就這一瞬間，母親衣領處的什麼東西在我眼前晃了晃。

　　確切說是右頸側靠近鎖骨的地方，靛青色，隱約能看出是個弧形，像朵褪色的花瓣。

　　起初我以為是什麼顏料，比如紅藥水沒擦干淨，或者衣服浸濕後掉色，但這個想法未免荒唐——因為齒痕在褪色的弧形里清晰可見。

　　母親還在說著什麼，脖頸上的青色脈絡在眼前輕輕跳躍，我感到手滑滑的，仿佛融化了一般。

　　顯然是父親留下的，我這樣告訴自己，但不爭氣的腸胃卻一陣翻涌，毫無辦法，扔下吹風機，我直奔衛生間而去。

　　沒一會兒，母親敲敲半掩著的門，問好點了沒。

　　我覺得整個世界都卡在喉嚨里，卻怎麼也吐不出來。

　　母親進來給我拍背，“讓你喝喝喝！”

　　她幾乎咬牙切齒。

　　第二天是被父親敲醒的。

　　吃飯時一家三口，我問母親呢，答曰要上外地演出，五點多就讓青霞接走了。

　　我隨口問上哪兒演，“古鎮啊。”

　　父親掇上一根酸蘿卜。

　　“清明廟會不早過了？”

　　“嗐，”父親又把酸蘿卜扔了回去，“那個啥文化節早整不下去了，都沒啥人，今年就沒辦！”

　　我埋頭吃飯，沒說話。

　　我猶豫著要不要“哦”一聲，到底是放棄了。

　　父親仰起臉，把稀飯喝得呼呼響，奶奶讓他慢點慢點也無濟於事。

　　直到一碗飯干完，他才放下海碗，滿意地抹了抹嘴。

　　“老母豬又悶死了半窩崽，”他銜上支煙，“這個月第二次了。”

　　“你得看著呢，不看好能行？”奶奶直敲碗。

　　我把那根酸蘿卜掇了過來。

　　“媽個屄。”

　　酸蘿卜真是脆，但說不上為什麼，嚼起來是苦的。

　　“肉價又便宜，”父親摸了半天打火機，但並沒有把煙點上，而是重又操起筷子夾了一塊臘腸，“還是得找個仙兒看看啊。”

　　“他看得不行，後廟那個誰……”這個話題奶奶很是來勁。

　　“生肉啥價現在？”在父親和奶奶的爭執中，我覺得總得說點什麼，“四塊五？四塊七？”

　　“四塊二還不行？還四塊五。”父親笑笑，總算點上了煙，他伸個腰，站起身來，“去哪兒坐車一會兒？”

　　待父親上陽台的功夫，奶奶開始抱怨，說豬畢竟是豬，要是跟人一樣，那也不用咱們養了。

　　我不知說點什麼好，只能喝飯。

　　不想奶奶搗了我一下，搞得她大孫子差點噴出來。

　　她聲音很低：“從古鎮回來啊，還要上林城，你媽啊，大忙人，前兩天不才從平陽回來？”

　　“啥時候？”我用了很大勁才把面疙瘩咽了下去。

　　“啥啥時候？”

　　“你不是說才從平陽回來？”

　　“沒給你說？就上禮拜六啊，說是開啥會。”不知是不是錯覺，奶奶的眼睛越來越圓了。

　　父親騎摩托車送我，我問咋不開車，他笑了笑，露出一口黃牙，好一會兒才在混著煙味的風中說：“萬一有應酬啊，開個車也不方便，現在查得嚴。”

　　我問他不早戒煙了，咋又抽上了。

　　父親沒說話，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聽見。

　　早晨的風沒由來地冷颼颼的，巨大的陽光傾斜而下，把柏油路面一劈兩半，我突然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世界在冉冉上升，而我們，我和父親，坐著摩托車，在無限下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