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盧爆發二次革命期間，烏薩斯革命者與高盧人合流，一起加入了這場把思想在世界上真正實踐的社會實驗，因為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的極端傾向，國家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等全都被視為投機者與保守派被排除出革命，高盧本身的高度工業化同樣也讓這次革命充滿了工團色彩，這使得後來不少泰拉國際的同志擔憂那時是否正在將革命引入可怕的高潮，但不論是福還是禍，高盧屠殺摧毀了正在變得更加…瘋狂又更加理想（這二者居然真的會同時出現）的運動。

　　 作為高盧革命的遺產，“烈士”同志暗中引渡了一批同志回到烏薩斯帝國境內，作為富農的勃朗施坦同志早在多年前已是革命同情者與支持者，在烏薩斯地下公社的宣傳過程中接觸到了最新的革命思想，他隨即在聖駿堡周遭進行工人運動，被黑色百人團與內衛逮捕投獄，正急於尋求政治力量以對抗國內保守派的沙皇費奧多爾與獄中的他聯系，在權衡得失利弊後，被捕工人遭到釋放，勃朗施坦同志以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身份離開監獄參與政治活動，但沙皇的賣國條約帶來的不滿與維多利亞的經濟殖民相互作用致使局勢升溫，他又因國家杜馬與貴族、沙皇之間普遍存在的權力糾紛問題放棄了政治路线，勃朗施坦同志便慫恿改革派轉化為激進的革命者離開杜馬，自己也很快宣布退出政壇。

　　 離開政壇的勃朗施坦同志把重心放回到了地下公社的運營，國家杜馬的遲緩越久越引發人們的不安，正值愈發寒冷的低迷期，以安娜·莫羅佐娃（即“真理”同志）等渴望進一步推行革命的人群為主力，勃朗施坦同志和他的極端思想在人群間傳播，這使得他們甚至足以干涉同樣對未來感到不安的白軍，聖駿堡之亂則徹底引爆了恐慌，把政治冷感變成了覺醒。

　　 起初勃朗施坦同志認為應該走工人為主的路线，通過直接的國有化把農奴淘汰，趕那些落後生產力滾進工廠變成工人，在思想文化上都顯得極端意識形態化，他在這方面的處事方式不是依靠美德、可用性，而是完全的“意識形態斗爭”思維，對國家利益的看重也十分隨意，毫不客氣的說，在他的眼中烏薩斯就是個革命堡壘，它只是為革命提供了一個更為穩固的根據地，不代表這片土地就有什麼高等地位了——烏薩斯是革命的結晶也是需要“愛國主義”的？對，但革命的結晶是那些工人的無產階級生活方式和他們以此取得的戰勝枷鎖的偉大，而愛國和鄉土情懷或者別的什麼都一樣，難道國家有存在價值嗎？難道鄉土有嗎？那就是塊土壤，特別大的土壤，它的價值是上面的工人決定的，沒必要賦予它神聖性，這神聖性是屬於工人的，就拿勃朗施坦同志本人來說，他有的一切都是任何工人該有的，是同屬於任何工人的（有的傻子會陷入誤區，如“共享妻子”等愚蠢的想法，難道妻子不是獨立的人嗎？），那些好聽的愛國愛民族愛鄉土都是隔空打靶，繞了個彎子把工人的賦予他物來借物喻人，它還會給資產階級借口，讓他們催眠工人“世界上真有一個超實體，那就是你的國、你的民族和你的家鄉”，這是必須在思想上戰斗到底的部分。

　　 在大刀闊斧的工業革命中，勃朗施坦同志為首的“工業黨”的強硬工業化激發了農奴的反抗，綠軍在聖駿堡附近迅速起義，正忙於聯手對抗白軍的黑軍聯盟沒有太多表現，不過這幫無政府主義者也在把白軍趕到烏薩斯中部之後就默不作聲的藏了起來，這種現象激發了他重新翻出一封信的欲望，名為弗拉基米爾的少年在信中激烈的訓斥了委員會目前的方針，這讓勃朗施坦同志若有所思，他很快把黨內事務交給了“真理”同志，一個人穿過風雪消失在通往中部烏薩斯的要塞前。

　　 作為勃朗施坦同志的繼任者，“真理”同志身上同樣有那一身學究氣息，來自前任的思想指出了一條康莊大道，資產階級的轉移矛盾手法十分有效，通過把革命轉移至全世界，全烏薩斯蘇維埃聯盟能在毀了所有讓資產階級有理由塑造矛盾借口的目標的同時強行把改革路上的陣痛碾過去，“不平衡發展”理論堅定了國際輸出革命的必要性，她已准備好接任勃朗施坦的地位，沒有人能動搖革命。

　　 現在“真理”同志正與綠軍交手，另一方面她也在籌備著“肅反”那些潛入聖駿堡的黑軍聯盟，通過團結和“握緊槍杆子”，這次不會有人重蹈高盧慘案的覆轍。

　　 ——永遠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