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革命者來說或許不是很正常，但沒有人會拒絕對“烈士”同志的評價，哪怕是“革命者的彌賽亞”這種同抗爭舊秩序的剝削相比並不正常的稱謂，不過這絕非是個人崇拜和反動習俗帶來的影響。

　　 早在高盧革命開始之前，當社會主義還是個小眾政治理論的時候，“烈士”同志已在家鄉宣揚“真正的烏薩斯人”所應具有的品質，他的思想顯然受到正教會與拉特蘭人的影響，但這一切的狂熱和愚昧沒有影響他的神智，這位活生生的烈士抵抗了那些不理智的部分，以理性、傳統道德主義和進步主義構建了自己的心智基礎，在他加入白軍為國效力時這一切只增不減，任何人自詡為了國家更好而一聲不吭的愚蠢奮斗和不動腦子的愚忠著執行上級命令、互相推卸害人的責任都可以是逃避政治思想的借口，唯獨“烈士”同志真正的以那不可思議的個人作風與行事准則改造著白軍，就連只知進食與赴死的灰色牲口都在接觸他後日漸恢復人性。

　　 高盧革命讓“烈士”同志接觸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價值觀與他的思想一拍即合，如此一來“烈士”同志徹底誕生，他庇護了高盧公社的部分同志，帶他們來到烏薩斯帝國蟄伏，而聖駿堡之亂的戰車援助也來自他和他戰爭兄弟們的革命熱情，毫不客氣的說，除了代表聖駿堡工團的勃朗施坦，“烈士”同志就是整個委員會中全體“共產黨”無法忽視的唯一偉人。

　　 面對政治方針的僵局，“烈士”同志依舊沒有留下任何妥協的余地，他以激烈且堅決的態度日復一日強調著“家庭歸屬”、“鄉土情懷”等概念中的那些封建主義遺毒，沒有比他更在乎如何在理論上瓦解這些舊時代思想的同志，也沒有比他在針對民族主義的“民族身份淡化”策略和針對國家主義的“國家與國家傳承法理解構”策略上要更堅決的人了。

　　 不同於“真理”同志從已離開的勃朗施坦同志那里繼承的不斷革命理論和“血腥屠夫”同志獨創的革命與清洗理論，“烈士”同志要特別的多，他在一方面對舊秩序的思想保持中立態度，另一方面他卻又積極的從邏輯上破壞這些過時的、來自反動派的思想鋼印，這位活生生的烈士恨不得他的黨徒乃至是全部在委員會控制范圍內的烏薩斯人都是剛強的、進步的、毫無汙點的活生生的烈士，也因此在經濟層面盡管他同意了來自弗拉基米爾的“臨時資本化過渡經濟”，但卻還是十分激進的強調著工業化的必要性，為此他情願在安置那些農奴的時候動用大量社會資源來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

　　 讓委員會難以說出口的是，盡管與“真理”同志和“血腥屠夫”同志都被歸屬為極左派，“烈士”同志其人絕對是心知應該如何革命又最關愛所有人群利益的革命戰士，但他擔當主席是否會導致委員會的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一種全新的獨裁形式還是未知數，同時這位全委員會最熱愛革命的戰士在那些固執的堅持著落後思想的群眾的處理問題上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部分，至少已知的是他曾以“允許民族自決就是給資產階級留把柄”的名義強行轉移了那些在烏薩斯帝國崩潰後不再受制於泛烏薩斯論的、以為自己脫離烏薩斯帝國主義暴政的民族主義者，即便這種轉移由於當前聖駿堡的物資問題和籠罩全烏薩斯的最冷之戰影響導致傷亡率是人盡皆知的夸張，“烈士”同志還是堅持著把他們從自己的家中轉移到了荒郊野外來“建設烏薩斯母親”。事實上，在他們被轉移之後，他們的名字和住宅被即刻分配給了“泛烏薩斯人”，來填補他們的空缺，如果幾十年後他們沒有死在凍土，他們的待遇是個很難處理的人權問題。

　　 很多觀察家認為“烈士”同志其實就是個“改頭換面的烏薩斯民族主義者”、一個活在沙皇所構建的泛烏薩斯敘事下的自稱進步主義者，但不得不說，他和他的黨徒們絕對一心一意的要建設一個先進的烏薩斯，或者說……全烏薩斯蘇維埃聯盟。

　　 ——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