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七月二十日，早晨的北京火車站，已經看不到那些相擁而泣、依依惜別的場面了。

　　車站上的人不多，大概都看奧運會傳播去了吧。

　　我的同學們十號前就都走了，所以今天沒人來送我，我也不希望有人來，我不喜歡分別的場面。

　　我在站台上靜靜的等待著列車，它將把我帶到那個也許我將一輩子工作生活的地方——瀋陽。

　　我終於盼到了畢業這一天。

　　在R大，成天學著微積分、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財務管理等等這些在現實經濟領域里幾乎毫無用處的所謂“知識”，已經讓我煩透了。

　　更難熬的是沒錢花的日子。

　　我從小在農村長大，家里雖然沒窮到揭不開鍋的程度，但也是勉強度日，連每個月五十塊錢的生活費都不能按時郵給我。

　　為了掙出生活費和學雜費，我上學不久就開始打工，最開始就是當家教，可是我發現北京這地方想當家教大學生的比三里屯的雞都多。

　　後來我干脆放棄了“傳道授業解惑”的想法，跑到零工市場找一些雜活兒。

　　大學四年我賣過小百貨、當過搬運工、洗過車、擦過皮鞋、干過食品推銷員、賣過保險，當然我也當過廣告模特——在西單一家新開業的專賣店門口，套在一個絨布做的狗熊模型里蹦蹦跳跳的招徠生意。

　　同寢的哥們兒形容我在低檔的行業里就差到三里屯酒吧村那片兒當鴨我沒干過了！靠，我的青春期總結，竟然如此不堪。

　　不過我倒是無所謂，從八三年農村“包產到戶”開始，我作為家里唯一的男孩，早就被我老爸視為接他衣缽的繼承人了，他老人家按照祖上傳下來的程序，准備一步步把我訓練成一個標准的農民。

　　所以我什麼農活都沒落下，什麼撿糞養豬剜菜扶犁翻地播種施肥噴藥收割，我都很在行。

　　冬天的時候為了給明年積點農家肥，甚至還到城里的公共廁所里刨過糞，正因如此，“城市”在我兒時的記憶里唯一的印象就是：肮髒。

　　十年的農活練就了我的一副好身板兒，高三時候個頭兒就長到了180CM，模樣嘛，這個不好自夸，但高二的一次自習課，有一個男生穿了一身新衣服問自己同桌的漂亮女生：“我帥不？”

　　那女生撇著嘴說：“人家關漢都沒說自己帥，你吹什麼牛啊？”

　　哈哈……

　　當然這都是笑談啦，我的家境不好，衣服勉強遮體，哪還有帥字可言。

　　因為要忙於生計，基本把閒暇的時間都占用了，竟然沒有象幾乎所有的大學生一樣在上大學的時候“玩”一次戀愛。

　　這是我四年大學生涯里最大的遺憾。

　　火車已經在我的冥想中來到站台，十二個多小時的車程足夠我睡一個好覺了，不過想到自己的處境卻又無法入眠。

　　畢業前有權有勢的同學都出國深造了，按我的理解，“深造”就是“深入地造敗錢”的意思。

　　家境略差一點的沒希望打入國際市場，也都想在皇城根兒這安身立命，大概是覺得這地方離金鑾殿比較近，有更多的機會一步登天吧。

　　可是我沒有關系可找，並且我那個時代農村男孩從小就被灌輸一種思想：我是家里接戶口本的，長大要給父母養老送終。

　　於是我選擇了回瀋陽。

　　我比別人晚了十幾天才走，因為我打工的那家超市要到那時候才結算工錢。

　　分配到哪我並不著急，著急也用，我一個根兒紅苗兒壯的五代貧農，在瀋陽這樣的大城市基本是舉目無親，兩眼一抹黑，托不著什麼關系，所以只能聽天由命。

　　愛分哪就分哪吧，分哪總比回家種地強吧。

　　從畢業到分配還有一段時間，還不如賺點銀子先呢。

　　其實我哪里知道，96年的時候大學畢業生分配起來已經不容易了。

　　好在我們學校也算是全國重點大學，在東北知名度還是相當高的，並且東北那地方除了酒，其它的東西推行起來都至少比南方慢一拍。

　　像我這樣的畢業生能夠繼續分配工作，全是托了計劃經濟的福。

　　但好單位都要先找好關系，一方面用人單位得要你，另一方面人事局還得同意放你，缺了哪條都不行。

　　疏通打點起來要大費一番心力的。

　　絕大多數畢業生都會托人找關系爭取去一個好一點的單位，我的幾個同學有的去了銀行，有的去了證券公司，有能耐的都去了這個局那個局的機關事業單位。

　　像我這樣不諳事故的，最後會被隨便找個接收單位分配了事。

　　可惜這些事是我後來才知道的，知道的時候連黃瓜菜都TM涼了。

　　在我的一路胡思亂想中，瀋陽這座省城的輪廓已經來到了眼前。

　　零星的幾棟高層建築在夕陽下反射著幽藍色的光，似乎在告訴我這是座大城市。

　　遠遠看去，有一層灰蒙蒙的霧氣彌漫在城市的上空。

　　上大學的四年我也曾幾次從這個城市中間穿過，卻從未有長時間的逗留，因此對這座城市並沒有太深刻的印象。

　　如今我眼看著呼嘯的列車，如同我這個涉世不深的青年一樣，急匆匆地衝進這座煙雲籠罩著的城市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