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道德經》第七十七章

　　 “如果一切順利，案件將在幾天後撤銷。如果調查或案件進展不順利，可能需要幾周時間，但在調查完成之前什麼也做不了。”

　　 特雷古波娃幫羅曼諾夫整理蘇式西裝說：“去見華約組織政治協商委員會？”

　　 “是的，按照要求，”羅曼諾夫說。

　　 “很好。我去看看車。我們應該走了。對了，傍晚要准備一些女孩嗎？”

　　 “女孩們？”

　　 “對，洗浴中心或者歌舞廳服務員、女演員、女大學生、空姐、共青團女孩什麼的。如果你需要的話，我可以讓費奧多西婭准備十幾名年輕女孩。”

　　 “不，謝謝。我不需要任何女孩。我要去見華約主席。”

　　 “對，對……我看得出你很忙。一定要安全駕駛。”特雷古波娃幫他系領帶與戴上聖喬治絲帶。

　　 “特雷古波娃，我來華沙是代表蘇聯處理華約事務的，你不能讓我變得更麻煩。”

　　 “對不起，羅曼諾夫同志，我很想幫忙，但我已經說出了我的想法，並警告過你幾次。我就是忍不住。我說清楚了嗎？”

　　 羅曼諾夫盯著她的臉說：“我知道你不滿意你只當我的秘書，但很多人都會這樣覺得自己能承擔更多，多久就想給我講行政上的建議了，你也想這樣。我不同意，你就想給我制造麻煩出丑。對嗎？”

　　 “我不想愚弄你。”

　　 “我知道。我不傻。”

　　 “我不想給你添麻煩。我知道你對國防部很忙。”

　　 “這就是我聘用你的原因，因為我有很多事情需要處理。我說清楚了嗎？”

　　 “是的，你說得很清楚。”

　　 “那就別再制造我什麼麻煩了。否則，我肯定你想找一份不同的工作，或者你更願意辭職？”羅曼諾夫說完看了下手表說：“還有一些時間，准備好了嗎？”

　　 “會議還有半小時，”

　　 “半小時？”

　　 “我只想做好我的工作。如果你一直在背後說我，我就做不到。我是你的助手，不是你的情人。”

　　 “跟著我。”

　　 特雷古波娃看著羅曼諾夫走出門，走進等候的車里。

　　 特雷古波娃走到車前，上了車。她看著特雷古波娃的臉。特雷古波娃像床單一樣白。“羅曼諾夫同志，你為什麼帶我來？你為什麼那樣侮辱我？”特雷古波娃問道。

　　 “你願意我把你排除在外嗎？你最好保持安靜。”

　　 “但你侮辱了我。”

　　 “那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想警告你不要做多余的事情。特雷古波娃，我有時候不知道你怎麼想的。”

　　 “我以為你尊重我，尊重我的工作，尊重我的意見。我以為我是你核心圈子的一部分。我以為你可以依靠我。同志，你已經完全失去了我的忠誠。”

　　 “我尊重你，也尊重我的意見。我也認為你是我核心圈子的一部分。但我不能完全依靠你，你也不能完全依靠我，我問你，如果我死了之後你怎麼辦？”

　　 “你說‘如果你死了我怎麼辦？’是什麼意思？我來接手。”

　　 羅曼諾夫笑了。“我不會很快死去，當我死的時候，我不能指望你取代我的位置。”

　　 “那麼你打算換一個秘書了？”

　　 羅曼諾夫笑著說：“誰知道？我可能知道。誰知道我可能會做什麼？”

　　 “你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忘了今天的事情吧，我不會換秘書的，除了我死了。你開心了吧？”

　　 “你不會改變主意吧？”

　　 “不，我不會改變主意的。”

　　 特雷古波娃在余下的旅程中保持沉默。她不明白，不知道該說什麼。她害怕他，不敢再說任何可能激怒他的話。她因害怕而保持沉默。

　　 這也是特雷古波娃這類人的悲哀，如果民眾是統治階級的家畜、官僚與資本家是統治階級的仆從，那她們只是統治階級的花瓶與寵物，但統治階級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人們想要蛋糕，也想要吃蛋糕，人們想要為人們服務的人和像家人一樣的人，但人們不能兩者兼得，所以人們只有蛋糕。

　　 政治與經濟的本質是蛋糕（利益）的分配，在這些環境與體制下，任何個體都是各自利益集團的代表，這也是為什麼直到現在社會精英階層也依然有家族政治與門閥政治的色彩，因為相同家族或者地域的社會身份是最容易建立與穩定的人際關系。

　　 比如說，即使一個被統治的封建貧民不了解本國的政治經濟的利益集團構成，但只有他有足夠的信息來打破統治階級對他的信息差，他也能判斷出利益集團的劃分。

　　 比如說，通過籍貫、地域、社會身份與人際關系就能判斷出本國存在哪些利益集團與派系。這是社會規則決定了的，無論是可以說但不能做的顯性社會規則還是可以做但不能說的隱性社會規則，在社會規則下當事人必然追求行為決策中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優解。

　　 但當組織由一群媚上凌下的投機者構成時，官僚主義與腐敗自然會盛行，而上下統治秩序的管理者都需要經濟資本來揮霍，這使得統治秩序會利用政治權力更加積極和殘酷的剝削民脂民膏，長期下來，對統治不利。

　　 為了應對這種情況與保持政府的高效組織力，反腐與巡查或者警告利益集團不要越過底线都是對抗利益集團的措施，但這種方法會遭到報復。

　　 比如張居正死後為什麼被官僚報復到？他用考成法這把屠刀逼著明朝全體官僚做事，否則罷官於是他死後，政治反彈與報復也最殘酷。

　　 被明神宗下令抄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張居正險遭開棺鞭屍，家屬或餓死或流放。張居正在世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

　　 要知道其他失敗的明朝首輔失敗了也當人上人，嚴嵩罷黜回家鄉還有奉祿米，高拱致任回家鄉還能當地方鄉賢，申時行告老還鄉皇帝還給他祝壽。

　　 為什麼只有張居正一死，就被抄家滅門掘墳？

　　 萬歷想抄張居正的家查下老師到底貪了多少錢，把張居正掘墳無非是皇帝想抄家，官僚就直接把張居正墳都掘了。

　　 官僚集團往死里整張居正就是為了給後世立威：誰敢反對官僚階層整體利益，張居正就是下場。之後的大明首輔沒有人敢學張居正。

　　 而沒有了張居正或者徐階這類貪但是做實事的人，皇帝就得用嚴嵩或者魏忠賢這類奸臣宦官，否則你怎麼從明朝各大利益集團手里把錢收上來？

　　 看看，朱由檢一上台把閹黨都反攻倒攻全清洗了，錦衣衛也削弱了，東林黨馬上像蘇聯知識分子吹赫魯曉夫一樣吹他，閹黨需要清算但全清算的問題是崇禎皇帝把閹黨與錦衣衛都撥亂反正了，誰來把商稅收進國帑里？靠勛貴縉紳鄉賢的愛國心？

　　 結果崇禎親自哭窮，也沒人拿白銀出來。藩王勛貴單是瑞王府帑金就有八十余萬，結果除了開封周王朱恭枵，各地藩王面對農民軍甚至上不是跑路就是等死也不給守軍錢。

　　 而士紳…李自成從北京拷掠一番直接搜出了七千萬兩白銀…對於這些利益集團來說，除了武力，他們寧願投敵也不願意交出一分錢，這是他們能投靠滿清的重要原因。

　　 諷刺的是，勛貴、皇親藩王、縉紳士大夫都一分不撥，反而是宦官給崇禎捐款捐物…

　　 受盡霸凌苦楚的被剝削階級，幸運地越龍門翻身成為統治階級或者精英階級的一員，會出現兩種趨向：

　　 一是踢貓效應，通過折磨欺辱曾經像自己一樣的人。

　　 二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而在社會規則的篩選下，往往會出現前一種人，這也是為什麼蘇聯從無產階級家庭中扶持的官僚反而埋葬了它，而美國與中國還沒有被自身的利益集團毀滅。

　　 而無論是美國的低社會福利制度，被操縱的民主制度，還是國會中的政治游說團體，都是資產階級內部博弈與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博弈的一個體現。

　　 單是普選制度無法保證人民行使自己的權利的。因為資產階級擁有自己的一套手段，將普選制度變成愚民政策，財團扶植、媒體壟斷宣傳、雇傭殺手與情報機構消滅政治反對者也等同全民民主？

　　 當然，這不是說沒有普選制度的代議制政府比有普選制度的代議制政府更加民主，只是在資本主義下普選的間接民主也會被資產階級利用與壟斷政治權力。

　　 比如說，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聯邦是普選制的，但有誰認為1996年葉利欽與之後的普京是合法的民選總統？同樣，美國2020年選舉有多少死人的選票呢？

　　 同樣，自由化也可以作為俄羅斯的手段，一些前蘇聯國家的自由化改革比如中亞與亞美尼亞尤其是哈薩克斯坦，也有俄羅斯推動的因素，原因是俄羅斯操縱幾百名親俄議員遠比對抗集權的獨裁總統要容易的多。

　　 同樣，資本主義也在不斷自我改良與吸收民主的社會主義與工團主義一些主張，而且世界的經濟基礎也在改變，帝國主義並沒有像馬克思設想的那樣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而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和二十世紀有天翻地覆的變化，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主義也遠遠超過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因此不能再在歷史的故紙堆里翻幾本語錄來解決問題，就算國際共運重新席卷全球或者安那其主義成功了，它的形態也必然與現在有天壤之別。

　　 回到利益集團身上，張居正對明朝官僚集團罷官就遭到了被掘屍的報復，那麼斯大林時期需要蘇聯官僚集團行政管理但又在他們頭上架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斯大林死後被官僚集團反攻倒算是很正常的。

　　 （同樣，中國前三十年之後也進行類似的行為，只不過某個翻案洗白又大赦天下與門閥共治的人需要毛澤東的威望，於是只清洗與報復了李鶴群、康生、張春橋等人。）

　　 因此，赫魯曉夫上台後雖然他也是官僚的一員，也在大清洗中清洗了烏克蘭官僚與吹捧斯大林，但在上台後作為蘇聯的最高領導人，他不需要偽裝了。

　　 正如朱棣作為藩王的一員，在成為皇帝後依然能削藩一樣，當赫魯曉夫作為蘇聯最高領導人時，他不再是官僚集團的一員；於是，他很快因為遏制官僚特被政變下台。

　　 而勃列日涅夫是官僚集團樂於見到的人，他們官僚集團的首席，是利益代表，嚴嵩代表的利益就是他的下屬能安穩的貪汙帝國的權力和錢財。

　　 腐化的官僚集團，是一個組織，沒有了他還會有其他人。只要這個組織的人夠多，掌握帝國的權利夠大，哪怕新統治者反腐與處死腐敗官僚，這些腐化的官僚集團也會蟄伏起來，等待下一個統治者或者推翻政府，只要新統治者想滿足自己的私欲，官僚集團就會重新迅速集結形成新的集團掌控政治權力。

　　 腐化墮落是常態，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政治必然結果。掌握權力的統治者一旦膨脹，統治者就會兌換權力來滿足私欲。

　　 在明朝是嘉靖與士紳，在宋朝是宋徽宗與士大夫，在清朝是乾隆與勛貴縉紳，在民國是蔣介石與四大家族，在中人共是…與共產主義貴族。

　　 這就是形成利益集團後，無可避免的悲劇。上層階級為了自己無限膨脹的私欲，縱容越來越多的下屬給自己行賄，越來越多的下屬就會繼續發展更多的下屬給自己行賄，一層層的發展累加，最後走向毀滅。就好比腫瘤一樣，吸干了帝國身軀最後一滴血肉。

　　 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作為統治者的欲望更甚於常人，而一個失去作用的洗錢黑手套，必然會被帝王拋棄。

　　 利益集團的形成只會為上層階級創造更多的權力。上層階級只會變得更強大，直到對上層階級來說為時已晚。

　　 腐敗會導致國家衰落，但永遠不會導致解體，否則，美國早就滅亡了。

　　 而蘇聯實行的是一種特殊的財政體制。在生產中實行非現金結算，其數量根據各部門平衡表來確定並通過清算來結清。本質上，在蘇聯沒有金融資本和借貸利息。在商品消費市場上流通的是正常的貨幣，居民通過工資、退休金等形式獲得貨幣，其數量嚴格根據現有商品和服務總量來進行調節。這種體制下嚴格禁止貨幣的非現金形式向現金形式轉換。

　　 蘇聯財政體制的第二個特點是盧布的不可兌換性原則。盧布只可以在蘇聯國內循環。因此現金軌道本應該是以國家嚴控對外貿易的形式對國外市場嚴格封閉的。

　　 直到歷史上戈爾巴喬夫於1987年頒布的《國有企業法》，當時創立的“青年科技創新中心”得到了非現金兌換的特殊權力（這一中心當時被稱為通貨膨脹的火車頭）。同時取消了國家對外貿的壟斷，1987年1月1日起，有20個部門和70個大型企業擁有了進出口權力。一年後蘇聯外貿部被取消，蘇聯對外經濟聯系部成立。1990年頒布法律，賦予地方蘇維埃對外貿易的權力。根據1988年頒布的《合作社法》，企業和地方蘇維埃中出現了合作社網，他們將商品賣到國外，流向國內市場的商品迅速下降。許多商品被投機賣掉，一些設備和產品被拆成方便攜帶的廢品，並作為原料被出售。

　　 1985年企業58%的利潤流入國家預算，38%的利潤歸企業所有，其中15%用於經濟刺激基金（獎金和額外收入等）。而1990年企業45%的利潤流入國家預算，企業留下43%的利潤，其中用於經濟刺激基金的比重為40%。這樣，預算繳費實際上縮減了，但是個人收入增加了1.7倍，幾乎沒有資金能用於企業發展。

　　 蘇聯的國家內債在1985年為1420億盧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8.2%），1989年為3990億盧布（41.3%），1990年為5660億盧布（56.6%）。1991年前9個月國家內債規模達到8900億盧布。

　　 蘇聯的黃金儲備在改革初期為2000噸，1991年下降到200噸。1985年，蘇聯實際上沒有外債；1991年，蘇聯外債大約為1200億美元。

　　 如果說在1981—1985年，蘇聯平均的預算赤字大約為180億盧布，那麼在1986—1989年這一數字為670億盧布。1960—1987年蘇聯平均每年發行的新貨幣量為22億盧布，而1988年為120億盧布，1989年為180億盧布，1990年為270億盧布。

　　 蘇聯最重要的外貿伙伴是東德，1986年的出口額為78億8千4百萬盧布（7 млрд. 884 млн），其後是捷克斯洛伐克，出口額為69億4千7百萬盧布（6 млрд. 947 млн）。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蘇聯的第一貿易伙伴是西德，1986年的出口額為27億2千萬盧布（2 млрд. 720 млн）。

　　 石油和天然氣：如今俄羅斯的碳氫化合物出口比例已經占到出口的75%。蘇聯在石油和天然氣出口中獲取的收益也不小，1975年至1989年，蘇聯在該類出口中約拿到了1000億盧布（100 млрд）的收益。

　　 1986年，由於世界油價大幅下跌，蘇聯從石油和石油制品出口中僅拿到了50億外匯盧布（5 млрд. инвалютных рублей）收益，而此前的年收益是100-120億外匯盧布（10–12 млрд）。1986年，蘇聯的出口總額是683億4千7百萬盧布（68,3 млрд），故石油和石油制品出口額在出口總額的比例約在7%左右，而在油價較好的年份，這一比例達到過15%。

　　 蘇聯在石油出口中對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采取不同計價方式，對前者采用的是世界市場現價，而對後者采用的是供貨年度之前5年內的世界市場價格，因此1986年蘇聯在對社會主義國家貿易中的油價達到了“天花板”--每噸174盧布，而同資本主義國家為每噸62外匯盧布。

　　 因此認為蘇聯經濟的瓦解是因為美國壓低世界石油價格的逆石油衝擊策略，蘇聯的外匯被掏空，在冷戰中投降。這樣的說法很荒誕，即使忽略蘇聯石油出口在國內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1979年因為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卡特總統已經對蘇聯實行了糧食禁運。而在里根上台時，為了維持國際油價，安德羅波夫試圖通過黃金硬通貨來維持油價，但被里根聯合白人南非拋售黃金而失敗了。

　　 但如果一個超級大國因為石油油價下跌少了50億盧布外匯來進口糧食與技術就會在數年內解體的話，那就太荒謬了，更不要說歷史上石油油價在1988年薩達姆入侵科威特後就重新上漲到原先的油價了。

　　 如果誰還相信世界是收益和責任、收益和風險成正比的，認為努力、個人道德就能成為人上人那是全球化過程中的錯覺，這也是誕生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基礎。

　　 無論什麼社會能成為精英階層的從來不是道德、踏實或者勤勞；（注意，資本家不等於創業者，更不是個體經營者。）資本家掙多少錢跟他們的能力、生活經歷幾乎一點關系都沒有，他們的價值來自於對這個社會的資本增殖作出的貢獻，表現出來也就是資本家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經濟資本（盈利能力）、社會地位（人脈資源）、政治權力。

　　 至於為什麼說跟能力與生活經歷沒有關系呢？因為，在人口足夠多的基數下，個人生活經歷是高度同質化的，而能力基本上任何一個心智成熟的職員都能擁有；而且資本階級的階級身份與社會屬性、經濟資本是完全超過普通無產階級的，尤其是經濟資本是一萬倍以上；所以，單一個體的資本家所擁有的能力或許普遍比無產階級高，但會到資本家的經濟資產與無產階級的經濟資產的倍數差嗎？除非，讀者相信資本階級人均壽命、智商都萬倍於無產階級。

　　 在後工業社會結束前，帕累托定律依然在發揮作用，如果把一個社會總人口分成總人口20%的統治階級與精英階級往往擁有社會總財富的80%，而其余80%的總人口會擁有其他20%的社會總財富，其中40%的中產階級與50%的無產階級擁有份額依然向上集中的話，這是接近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聯邦狀態。

　　 而社會總財富不會也不可能是占社會總人口20%或者10%的人口所生產的，但社會金字塔頂端的人口的收入、財富與消費遠遠超過應得的份額；即使不是平均主義者追求均窮富，也應該損有余而補不足。

　　 這樣即使實現不了烏托邦式無階級社會，也能做到階級分化程度很低的社會。而統治集團必須有兩種不同的道路來統治，第一種是放任自流的統治模式，不干涉高層的利益。第二種是利用國家作為指導統治階級利益的手段，集權統治的秩序。

　　 與之相符的是，中國在1978年後的各項政策都是精明與‘利國’的，它充分發揮與學習各國的統治手段與讓統治階級進入了‘共產主義’社會。

　　 除了之前說過的賤賣國有資產，某個東亞國家在市場化改革時拋棄了國企編制內的工人貴族，讓男男女女南下打工或者下海賣妓，充分發揮了讓精英階層下海經商與貴族子女出國留學的契約精神。

　　 非常有意思的是，蘇共幾乎幫中共踩過了所有的地雷與石頭。

　　 在拋棄掉那些負擔的工人們之後，鑒於中國城市化率才30%多，遠不如同時期蘇聯70%城市化率的現狀，充分吸取了蘇聯在用工農剪刀差完成工業化與二戰後反哺農業的教訓，通過城鄉二元體制進一步剝削農民與農民工。

　　 比如說留守兒童、暫住證與城鄉工傷賠償標准，不公平的待遇只是被刻意壓制了，結果讓人們習慣並以為不公平的政策反而是正常的，比如留守兒童就是城鄉二元制的直接產物，進城打工的年輕人子女不能在城市上學。

　　 某些國家，例如實行或曾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為了監控人口流動或管控人民遷徙，要求人民在國內旅行或遷徙時，申請並持有國內護照或者戶籍制度。例如蘇聯與越南。戶籍制度設立之初，是要控制人口從鄉村向城市流動，因此人民的就學、就業與社會福利都與戶籍有關。

　　 中國一直到2008年深圳首創將暫住證改名為居住證，其他城市一直到13年後才把所有暫住證改為居住證。而與中國相似，越南在市場化後依然保持了戶籍制度，越南戶籍制度直到2019年1月1日正式廢除。此後，越南使用身份證和護照作為越南公民身份的兩個象征。

　　 同樣，決不能只剝削農民，在各地工廠放棄了‘低效’的失業工人

　　 農民不是被拋棄，而是讓農民和工人維持貧困狀況，苟活於世。畢竟蛋糕就那麼大，一部分多吃，其他人就必須少吃。但是少了這些人還不行，因為蛋糕必須要他們來做。

　　 這也是為什麼有人說：‘幾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

　　 只要沒有反抗與罷工，資本家與官僚就不會退讓；但罷工前提是有真正的工會統一組織，某些只會發月餅的假工會是負面作用的；黃色工會（yellow union）的作用就是為了防止出現真正的工會組織。

　　 至於那些不識時務的保守派，時代變了還要陪馬克思殉葬。

　　 也不想想，蘇聯當權的還是革命者嗎？是老同志、人民元老的子子孫孫；你既不肯跟列寧走，又不肯跟現在的主子走，那就只能去見斯大林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不換思想就殺頭。

　　 至於你們當年跟著朱可夫打進柏林，自然很威風但現在要的是利潤，你們這群老革命的老人能做什麼？會炒股吹泡沫嗎？會把房地產炒熱嗎？會印錢嗎？會搞承包制嗎？

　　 看看丘拜斯，鼓吹‘蘇聯之所以解體，不是腐敗，不是僵化，不是不公平不平等，而是太公平太平等，沒有培養起自己的世襲既得利益集團，總書記、廠長、將軍、元帥們的收入和普通工人、工程師差不多，甚至還不如勞動模范，退休了別墅還要還回去，權力還不能繼承，最後支持蘇聯解體的，都是那些黨內的高官、權貴、國企的廠長、書記，他們要瓜分這個國家，因為蘇聯給他們的利益不夠啊。怎麼讓他們保衛國家呢？私有化給他們巨大的利益，培養起一大幫即得利益集團，統治階級不就愛國了嗎？’

　　 這樣幫前蘇聯各加盟國把國有資產變成私有資產的人，這才叫擁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和持久生命力的俄羅斯私有化設計。

　　 看普京剛上台幾年當溫和派容忍北約東擴，引狼入室養寇自重；這才是好資產階級代言人。

　　 蘇聯老紅軍在斯大林死去的時候一起死，可以給他封為烈士與陪葬新聖女公墓，但他偏偏活到了冷戰三十年後，一個蘇聯老紅軍在衛國烈士的時候光榮死去，那就是英雄烈士；

　　 但如果活到今天，還天天唱國際歌懷念蘇聯，寫回憶錄澄清歷史，還看著歷史舞台上的權貴財閥、看滿大街紋身紋法西斯符號的新納粹青年、看出賣肉體和子宮、媚黑BBC的年輕女孩，搞什麼串聯老同志、寫反革命的回憶錄、含沙射影、借古諷今、誹謗朝廷，就應該去死了。

　　 蘇聯的老紅軍曾經被小混混活活打死，蘇聯老元帥絕望自殺後棺材都被掘了，勛章和衣服都給偷去賣錢了；美國二戰老兵得了新冠病死，屍體還被拿去搞直播解剖。

　　 蘇聯老紅軍的呐喊與怒罵能罵醒人嗎？只能被既得利益者仇視，被圍觀者嘲笑。而在新自由主義下，所有人看到別人被賣了還嘲笑，甚至自己賣了還會幫著數錢的麻木！

　　 新的經濟時代不需要舊的就業人口

　　 而在擁有7億多就業人口的中國，對人力資源的使用更加奢侈，這也是為什麼在35歲，最多40歲後裁員失業的人不會再像年輕時找到什麼好工作。

　　 而在就業人口遠超就業崗位的情況下，必須在人生前三十年或者前四十年內高強度加班加點攢夠在你後半段人生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生活下去（除非你是富二代或者有子女養老，否則只顧前四十年浪死不管以後），假設不計算賣房（假設從父母繼承了房屋產權）、彩禮與子女教育費用（假設丁克家庭或者不結婚）等費用，不考慮通貨膨脹與貨幣貶值、以及出現像蘇聯解體私有化與停發養老金讓你在冬天凍死或者被詐騙的黑天鵝事件情況下：

　　 只計算從你20歲參加工作、假定工作月薪12k、月薪年增長率為5%、不失業的情況下，在60歲退休到85歲自然老死的情況下，你需要2022年的2,021,781元人民幣養老，這種才能在老了每月領取萬元養老金。（當然，也排除其他消費、醫療保險之類的。）

　　 即使這樣，你擺脫了老年返貧去撿垃圾或者當城市清潔工的情況下，在養老院沒有子女的老人會不會被欺負呢？

　　 所以，在養老與醫療市場化的情況下，依靠子女撫養養老這種封建社會的養老制度能在現在繼續存在，一方面是政府沒有承擔責任與未來的不穩定，比如即使是在經濟泡沫破滅後掉進發達國家陷阱相對穩定的日本，老年返貧的人群活著並不美好。另一方面是社會的壓力，讓人們不得不考慮依靠子女養老，但顯然資本沒有人性…連貸貸傳都出來了，啃小…

　　 這也是為什麼能在知乎看到一篇三十多歲女HR感嘆求職與生活不易時她寫了她好不容易幫老板裁員老人招收新人與新HR，然後自己也被老板裁員了的經歷。

　　 所有人都不認為與願意自己會是被裁員或被逮捕的那個人，即使見到或者幫助裁員與舉報無數人，也不會反抗企業領導或者政府權威。

　　 希望讀者是拿著屠刀剁肉的‘人’，而不是砧板上的血肉。